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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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进

201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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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感是有助于人类合作的道德情感,但它并不是一种单一性的概念,而是复合性的,它至少包含了感激、愤恨、负罪与义愤,这些情感具有不同的进化机制,因此,对正义感起源的解释也就并非某种单一的进化论模式可以应付,不同的道德情感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进化论解释模式,这才是理解正义感起源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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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论寻求道德客观性的三种路径

王艳秀

2011(6):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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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使人类的道德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需要为道德标准确立一个稳固的合理性基础,免除情感主义的危机。根据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把当代道德哲学家对道德客观性的寻求分为三条路径:共识法、中介法、超越法。三种方法立足于后形而上学视域解决道德困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都忽视了道德的客观性是一个有其适用界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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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安全不确定性决策的伦理思考

朱俊林

2011(6):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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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最近报道了两则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科技新闻再次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关注。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导致政府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发展决策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发展决策的不确定性是长期存在的,但在转基因食品发展不确定性决策中应该有确定性的伦理准则,那就是“尊重生命健康,避免遗传物质跨物种感染”和“不伤害其他生命,保持生物多样性”。政府要建立起符合伦理道德的管理机制来规避转基因食品发展中的风险,即建立道德责任追踪制度、完善效益与风险评估检测制度、尊重知情选择的合理标识管理制度和健全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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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与经济伦理重塑——对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

杨光飞, 梅锦萍

2011(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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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这不仅和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乏力有关,而且更深层次地也反映了市场转型以来经济伦理的“脱嵌”。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了社会系统缺乏一种适应市场体制的普遍主义经济伦理,微观层面上表现为转型期我国企业(包括食品业)责任伦理的缺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经济伦理的重塑既需要完善经济伦理和相关制度的衔接,也需要重视经济伦理观念和市场实践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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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的三重伦理防线

喻文德

2011(6):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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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源头上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必须从思想上建构食品安全的伦理防线。维护食品安全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责任。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该自觉保证食品安全。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控制主体,应该积极监管食品安全。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随时保卫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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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

彭定光

2011(6):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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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清朝政府对士人结社的严厉控制和城中满城的专设而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城市公共道德生活,因比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更明显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乡村道德生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同时在其内容上更为丰富和复杂。城市公共安全的维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持是其城市公共道德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它们都与城市中的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是官方和民间都应该承担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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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民族间道德生活的斗争与融合

鲁芳

2011(6):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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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各民族之间频繁的冲突与战争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使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在斗争中走向融合。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对汉族礼制的吸纳,屠城与民本的对抗,孝道观念的契合与差异,收继婚与贞洁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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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婚姻道德生活的新动向

潘攀

2011(6):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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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生活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绵延几千年,在近代的历史巨变中,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在婚姻目的、婚恋模式、结婚习俗、婚姻形态、夫妻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新动向,展示出新兴的婚姻道德观念和婚姻道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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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义及其观念溯源

陈仁仁

2011(6):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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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基本观念。顾颉刚先生认为“圣”字最初只是非常普通的知识意义上的聪明义,诸种崇高和神秘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同意顾先生的后一判断,但不同意前一判断。我们认为“圣”字初义当为“听治”,引申为“善听”。“善听”之义也主要不是从知识听辨而是从德性意义上来引申展开的。在最早的文献中,“圣”义及其观念主要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聪明”而是德性意义上的宽容、通达(包括通神)、自制、顺从等涵义。稳定形态的“圣”的崇高、超越与神秘义及观念可能主要是春秋后的引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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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赋、民生与政治道德 ——从先秦儒家的税赋讨论谈起

关健英

2011(6):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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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历史上,儒家从德治主义的角度主张薄赋敛。他们关于税赋的目的、税率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已经溢出了经济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的高度,蕴含着浓郁的民生关怀,具有政治道德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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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理学转向与张履祥“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工夫

肖永明, 张天杰

2011(6):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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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学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工夫,继承朱子“居敬穷理”而突出“敬”;继承孔子“博文约礼”而突出“礼”;又继承二程“敬义夹持”以强调“主敬”与“约礼”的内外结合。这两者又表现为“从主静到主敬”、“从穷理到约礼”两方面的工夫论转向,“主敬”则以天理为内在修养之依据,“约礼”则以礼义为日常处事之准绳,二者相辅相成,落实于人伦日用,从而凸显其理学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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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皮伟兵, 焦莹

2011(6):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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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重利轻,义主导利,重义而兼顾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我们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正确解读,不能停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判断和简单理解上,而应把它放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去看待,特别是要放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目的和政治理想中去考察。这是我们能否批判吸取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养分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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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体系与国家权力的调适——道德和法律之界分的研究进路

朱前星

2011(6):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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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以道德和法律之界分为研究进路,提出了平等自由的权利、成员身份权利、基于法律的权利、平等参与权利、生活保障权利构成的权利体系。权利产生于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的交叠,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商谈原则。要使国家能够切实保护人的权利,就必需采取前后递进的调适措施,这可以依次概括为国家权力的充足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国家权力的分立性。在这个国家权力的调适过程中,商谈原则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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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伦理的可能基础——论汉斯·昆宗教伦理思想对伦理相对主义的克服及其限度

傅鹤鸣, 何良安

2011(6):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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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相对主义是西方“现代化”历史变迁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伦理思想,它主张伦理学不可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大家一致认可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标准。汉斯·昆先生则认为,以人性为基础的宗教可以克服伦理相对主义,并为“普遍的、绝对的社会规范”提供可靠的解释,因为宗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存在。汉斯·昆的宗教伦理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性基础,因为他的人性观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是概念抽象。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基地上,伦理相对主义的克服才是真正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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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价值——基于与萨特自由观的比较

余卫东

2011(6):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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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特自由观相比,马克思自由观具有更为重要的现代价值。这种现代价值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体论定位的合理性,即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建立在“类自由”基点上的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现实实现。在与以萨特代表的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并由此导致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的自由观的对比中,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能达到理论上的“主体交互性”的实现,而且能够在现实境遇中达到实践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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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

李培超

2011(6):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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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伦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对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等十大问题的广泛研究和探讨,初步形成了或明确了理论框架、研究界域和价值立场,同时也提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未来的发展路向应当是:建构一种既基于“地方性知识”又兼容“普遍性知识”,既具有形上价值启导又具有实践效度的环境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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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视野下低碳城市建设的路径探析

秦红岭

2011(6):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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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低碳城市建设包含三个重要的路径选择,即技术路径、制度路径与人文路径。技术路径与制度路径作为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工具和基础手段固然重要,但若忽视以环境伦理为核心的新价值观重塑、环境美德培育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态度和社会风尚变革等方面的人文路径,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将难以实现。本文主要从环境伦理的进路,探讨低碳城市的人文路径,旨在为低碳城市建设奠定价值基础,使低碳城市建设走向更加和谐公正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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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的伦理规制

高春花, 张一弛

2011(6):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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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因此,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对人类行为进行伦理规制:一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在价值论层面上以价值理性限制资本的逻辑;三是在人生论层面上以适度原则抵制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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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的道德考量

吕耀怀, 黄晓权

2011(6): 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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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作为一项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利益的证据制度,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其道德基础。但是沉默权因其突出强调的个人本位,难以在以集体本位为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我国得到道德层面上的支持。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个人主义相关理论,对确立沉默权的道德合理性进行辩护,同时,也要从集体本位的视角,对沉默权限制的正当性做出解释。从而在伦理学的视域中理清行使沉默权行使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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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兼论法的正义价值之优先性

周灵方

2011(6):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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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价值目标或者说价值定位是法律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从立法上看,法的价值目标设置具有多元性、多维度和多层次结构特征。但问题在于,究竟哪一个才是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或价值位阶如何安排？当法的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样样兼顾或相机选择其一,其后果又是什么,何种合理性？这是任何一部法律制度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都不得不需要回答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的诸价值之中,正义是法的首要价值,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故具优先性。当法的诸价值目标之间或与正义价值发生冲突时,就必须要为正义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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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有利:必要的张力 ——儒家伦理的进路

陈化

2011(6):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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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有利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均可得到道德原则的辩护。然而,基于自主与有利冲突的必然性,西方解决冲突的“自主模式”、“基于信任的有利”模式均存在不足,决定了我国生命伦理实践必须保持二者的张力。儒家生命伦理学中“仁爱”、“经权”与“家庭”是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特色,分别为二者张力的可能提供了德性基础、实践条件与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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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伦理学的学科厘定与理论建构——道德社会学的视角

豆小红

2011(6):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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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伦理学的价值思辩优势和社会学的结构关系研究特长,对日渐成熟的保障伦理学进行学科思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廓清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从道德社会学视域探讨其理论新建构,以期从抽象和具体层面把握该学科发展,不失为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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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国际收养权利关怀

尹建新

2011(6): 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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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了儿童国际收养同意权、身份权和知情权三个问题。要体现对儿童的关怀,在国际收养同意权问题上,应该建立国际收养追认制度;在儿童身份权问题上,应该积极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身份意识;在儿童知情权问题上,应该逐步推行开放收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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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应用伦理学？——评曹刚教授新著《道德难题与程序正义》

杨伟清

2011(6):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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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视域的伦理问题——第二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述评

任丑, 黎松

2011(6):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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