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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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觉的伦理传承及价值

朱金瑞

2025(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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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政党,其历史自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自觉对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为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从“天下为公”到“共同富裕”的伦理旨归、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理念等。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觉具有主动性、民族性、实践性等特点。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觉发挥了进一步激发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主体意识、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自觉、强化伟大民族精神的信念支撑、持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健康发展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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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伦理秩序：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诉求与应然指向

王艺腾

2025(2):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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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对传统伦理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构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型伦理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个体尊严”与“社会正义”是现代伦理秩序构建的价值基石,前者强调对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后者注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制度正义的实现。在此基础上,现代伦理秩序的实践准则体现为“权利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有机统一,既要求公民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也强调履行社会义务的集体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一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培育自信自立、公正和谐、开放包容的现代伦理秩序的内在诉求与应然指向,能有效推动古今中西伦理文明资源的融会贯通,促进人的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协调共振,达成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动态平衡,助力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相融共济。阐释伦理与道德的“公”之属性,勾勒公民道德与现代伦理秩序的“法”之关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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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三重范式

朱海林

2025(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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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伦理文明绵延发展的最新形态,具有实然、应然和必然三重范式。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实然范式,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守正创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建设实践融合并进的新型伦理文明体系。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应然范式,是在掌握历史主动中永葆先进的人类伦理文明新范本,因中国共产党把握伦理文明和道德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胸怀天下而始终处于主动状态。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范式,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赓续建构的中华伦理文明新范型。在赓续建构中丰富和发展既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也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从实然向应然转化的现实机制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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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凯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理论建构

刘永梅

2025(2):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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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但由于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的滞后性,人们在道德观念上和社会生活中均出现了一些乱象。唐凯麟对此做了深入思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对商品生产的伦理二重性的分析出发,扬弃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和谋利性,从利他性和服务性引申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为人民服务;他从上述二重性关系及协调的分析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并指出坚持集体主义是坚持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核心;他针对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乱象提出要建构市场经济的市场理性,并进而深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土文化基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弘扬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观念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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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苦恼的疑问”的生成与解答及其伦理向度

苗贵山

2025(2):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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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产生的“苦恼的疑问”,既包括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显性问题的世界观把握,也蕴含着对个人利益与共同体普遍利益能否统一隐性问题的伦理价值观判断。“苦恼的疑问”从本质上讲就是马克思在秉持黑格尔伦理国家观考察物质利益问题时,所遭遇到的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冲突而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产生的思想困惑。马克思对“苦恼的疑问”的解答,一方面强调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另一方面针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及其政治国家的虚幻性,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及其政治国家,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主的联合劳动基础上所结成的真正共同体中来实现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从而展现出其应有的伦理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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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内涵勘判

崔晨

2025(2):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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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及其所凸显的自由维度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核心,但自我意识的哲学内涵并非单义而是多重的,由此导引出对自由的不同界定,正是这种多重和不同造成对《博士论文》定位和解读观点的大相径庭,而这源自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这种复杂理论样态的剖析,须从思想背景和文本内容两个方面入手对自我意识的哲学内涵进行探究,甄别出其中所包含的康德-费希特主观主义、黑格尔精神哲学、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等因素,并指认出马克思对各要素的理论态度,在此基础之上辨析对《博士论文》的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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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限度及消解——论儒家伦理的主体性

程志华

2025(2):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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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是一个后发的概念,但相应思想却发生于“轴心时代”。就相应思想讲,“主体性”涉及“客体性”的对立,而背后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基于“神文”到“人文”的转向,儒家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理论,并展现为孟子所代表的“绝对主体性”、荀子所代表的“相对主体性”两大脉络。“绝对主体性”脉络表现为主体性的过度,而这个脉络长期主导儒家道统。在此道统之下的儒学在前现代化阶段曾为中华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但面对现代化阶段,它亦显露出明显不足——没有现代性建构,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要消解儒家伦理主体性的过度,合理的路径是“客观化”,在“对列之局”上进行理论建构：重建天人关系,为主体性设立“天花板”;重建物我关系,为主体性设立“防洪堤”;重建人人关系,为主体性设立“防盗网”。唯有如此,现代性建构方可实现,现代化道路才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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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认识、特色原则与变易观念

华军

2025(2):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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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思想乃儒家关于人道的学说。天人一体的人道观与通情达理的生存观是当代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时需着力关注的两个基础认识。独特的以人为中心的立人原则与差序构成的结构原则是当代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时需深刻辨析的两项特色原则。基于理一分殊和文质合一之上的观念转换是当代诠释儒家伦理思想时需及时省察的两类变易观念。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认识、特色原则与变易观念等三方面内容可构成一个诠释体系,对此三方面内容的系统总结有助于揭示儒家伦理思想的文化特质,对于探讨儒家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和转换路径亦将具有一定的理论奠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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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阐发“中庸”的伦理学意义及其启示

赵清文

2025(2):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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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天理”与人类现实生活在理论上沟通起来,二程突出了“中庸”在其思想中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庸”所强调的,是与“理”或“道”相符合的“中”所具有的不可变易性。同“天理”相比,“中庸”是一个侧重实践论方面的概念,它的重点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对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判断的原则或标准。恪守中庸,就是在生活实践中坚定地“遵道而行”,同时,还要求主体兼顾“道”或“理”的普遍性与具体生活情境的特殊性。通过对“中庸”之义的阐发,二程的理学伦理思想成为一个既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据,又关注日常道德实践的完整理论体系。这对于今天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启发意义是,必须将伦理学理论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兼顾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主体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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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道德法则的行动何以是自由的——以康德的归责问题为中心

马新宇

2025(2):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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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设定中,自由意味着遵循道德法则,但就归责而言,自由则有可能意味着违背道德法则。针对这一“归责问题”的诸解决方案,虽回答了“主体何以会违背道德法则”的问题,但对“违背道德法则的行动何以自由”的解答都不够自洽。通过对《伦理学讲义》相关章节的解析可以发现,归责的根据是任意自由,但其并非惯常所理解的选择自由。后者只能解决归因问题,不能解决归责问题。非选择意义上的任意自由是理知自由。违背道德法则的行动之所以是自由的,并非因为主体在遵循和违背之间作出了选择,而是因为选择本身说明其具有理知自由,即能意识到且有能力遵循道德法则。违背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作为不纯粹的理知自由的拥有者,缺乏完全的认识能力或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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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德伦理学的道德类型学批判

付文博

2025(2):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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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伦理学的道德类型学研究关涉美德伦理学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伦理学,同时也是当前许多学术关切的前置研究。尽管当前有些学者通过区分美德理论和美德伦理学,驳斥了将美德伦理学视为错误的分类范畴的观点,但是,当前对美德伦理学的道德类型学划分并没有将美德伦理学与义务论、后果论有效地区分开,这种做法捍卫的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仅能在观念层面存在,而且这种道德类型学至少具有四个弊病：背弃了美德伦理学复兴时的初衷、抛弃了美德伦理学可用于巩固和加强自身理论优势的丰富资源、用于进行道德类型学划分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且难以实际运用、使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并最终由理想沦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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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导向重构美德伦理学

汤剑波

2025(2):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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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德伦理学以繁盛和美德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道德理据和实践动力,成为完善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然而过于聚焦美德伦理单向地移入自然环境领域,会忽视伴随生态价值观发展所提出的对美德伦理学进行深层变革的需要。面对环境美德伦理学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特性,有必要从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的角度去重构美德伦理学,对美德伦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生态导向的重新诠释。应基于生态共同体、生态善、生态美德,重新解读“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是好的生活”“应该具有怎样的品德”等美德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首先,以生态共同体视野挖掘“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内含的生态意蕴。其次,把仅仅指向人类繁盛的“美好生活”,扩展至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及其所有成员的繁盛。最后,把生态美德理解为人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中展现出来的卓越品质,而非人类存在者甚至具有功能意义上的美德。因而,一个完整的美德伦理话语体系需要直面当下的生态危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把美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置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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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采伐渔猎伦理思想探析

齐文涛

2025(2): 10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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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针对野生动植物利用逐渐形成系列的伦理规范,是为采伐渔猎伦理思想。采伐要求不伐夭蘖,还要求斩伐以时,即春夏禁砍、九月始伐。狩猎要求不焚林薮、不合围、不掩群、不覆巢,要求不麛不杀胎、不卵不鷇,还要求田猎以时,即春夏禁狩,约九月十月始猎兽、七月八月始猎禽。渔捕要求不涸泽而渔,要求禁鲲鲕、禁孕别,还要求渔捕以时,即夏季禁捕、约十二月正月始渔,也有说十月始渔。总体可用焚涸之禁、童胎之禁、非时之禁进行概括。中国古代采伐渔猎伦理思想以对野生动植物的持续利用为最终旨归。这些思想表明先民对野生动植物利用试图保持比较充分的节制,可以视为先民对生态环境作出文化的生物性适应。挖掘并整理分析先民采伐渔猎伦理思想,能够促进今人野生动植物利用规范的完善和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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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及其应对

和鸿鹏

2025(2):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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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问世不久,但已在学术领域得到广泛使用,由此引发的学术伦理问题受到了社会尤其是学界的高度关注。基于学术机构已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伦理规范,可以提炼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的四类主要学术伦理问题,即难认定的内容剽窃、隐蔽性的数据泄露、系统性的知识偏见和自增强的虚假信息。与传统的学术伦理问题相比较,道德内疚感降低、系统性倾向固化、理解幻觉、算法机制不公开等原因是此种学术伦理问题的根源。针对上述问题,在借鉴相关学术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应创新引注规范、审慎使用服务、人机双向理解和数据全程监管,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术伦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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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茱莉亚·安娜斯的美德发展理论

许一诺

2025(2): 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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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是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主流形态,而安娜斯的美德发展理论则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的一种新进路。基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立场,安娜斯拓展并深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与技艺的类比,揭示了美德的发展过程与理智结构,证成了美德与幸福的动态一致性,从而在美德的规范性与幸福主义的目的论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安娜斯的美德发展理论在方法层面和内容层面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的常规进路进行了反思和超越,但也因对美德的情感维度和共同体维度缺乏有效解释而存在着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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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道德话语的论证模式

郭桥

2025(2): 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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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学派创造的道德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论证特色。分析《墨子·兼爱》《墨子·非攻》等文献可以发现,“诉诸权威”“诉诸假设”和“诉诸比较”这三类论证模式贯穿墨家伦理思想,奠定了该学派道德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架构。三类论证模式的揭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伦理主张提供了方法论维度。而且,中国古代学术界的道德语言“具有思想性深刻和理论性强的特点”,这一关于中国道德语言的断言亦于此获得论证性维度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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