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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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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
    罗常军
    2025(6): 1-8. 
    摘要 ( )   PDF(1520KB) (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它关乎我们如何从伦理层面理解、认同并践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共同体理念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的过程。要通过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德认知、道德信念、道德话语和道德记忆,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不仅在政治身份上,更在道德心理和情感归属上真正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从“认知”到“信念”、从“话语”到“记忆”,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推动“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由外在倡导转化为内在自觉,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
    伦理学基础理论
    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新时代文明观
    陈泽环
    2025(6): 9-17. 
    摘要 ( )   PDF(1526KB) ( )  
    为论证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伦理秩序,进而承担起实现文明复兴和推动文明更新的伟大使命,中国伦理学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伦理学应该首先明确自身的历史方位,建立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的文明叙事、形成新时代文化与文明观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奠基:结合共性和个性与时代性和民族性两对范畴,并在共性和个性范畴的基础上重点运用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范畴作为理论框架,研究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辩证法。
    第一人称权威与理性的规范性问题
    刘松青
    2025(6): 18-27. 
    摘要 ( )   PDF(1602KB) ( )  
    我们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或“人有理性”,而当我们说一个人“不理性”的时候,则明显地带有批评和指责的意味,似乎“人应当理性”包含在“人是理性的”或“人有理性”这一命题之中,即理性和规范性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关联。然而,在布鲁姆看来,“理性是规范的”这个论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索斯伍德将布鲁姆对理性规范性的怀疑称作“布鲁姆挑战”,并认为这是目前对“理性是规范的”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一个挑战。为了捍卫“理性的规范性”这一主张,索斯伍德尝试从第一人称权威的角度为其辩护,这一立场得到了谢世民的认同,他也主张从第一人称权威的角度来解释理性的规范性。然而,第一人称权威的解释方案同样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要说明理性的规范性,可能要回到理性本身,从其本性和结构中寻找线索。
    中国伦理思想
    传统孝道的现代挑战与传承发展
    肖群忠
    2025(6): 28-34. 
    摘要 ( )   PDF(1507KB) ( )  
    孝道作为传统文化根源性的道德观念与德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础,但在百余年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它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批判,呈现出某种失落、削弱的客观状况。在当代语境下,孝道的传承要避免对其泛化理解,应着重弘扬其“养敬父母”的核心内涵,之所以要坚持继承与发展传统孝道,是因为它仍然具有如下价值:第一,有利于改善亲子关系,促进家庭关系和谐与稳定;第二,有利于推动以孝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机制建设;第三,有利于增强当代社会阶层与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第四,有利于立德树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在新形势下,孝道的传承可从宣传教化、政策激励与法律约束三个方面着力;同时,应结合社会变迁的现实,推动孝道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第一,弘扬传统孝道父慈子孝的角色义务,建立真正平等的亲子关系;第二,积极发挥传统孝道的家庭养老功能,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模式;第三,充分发挥良好家教家风的作用,促进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和良好风气的形成;第四,持续弘扬孝道爱敬忠顺的伦理精神,提升现代公民道德素质和人格品质。
    仁义内外之辩再定位及孟子动态伦理体系重构
    孙庆娟
    2025(6): 35-44. 
    摘要 ( )   PDF(1592KB) ( )  
    《孟子·告子上》所载告子和孟子的仁义内外之辩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仍存在讨论不足或长期被误解的情况:一是告子和孟子关于“内”“外”的划分标准是什么,二是孟子在仁义内外问题上的真实立场是什么。综合考虑出土和传世文献以及学界相关研究可知,告子和孟子在辩论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划分内外的标准。告子以“门”为界区分内外,关注仁义的不同施展范围,旗帜鲜明地持一种“仁内义外”说;而孟子以“心”为界区分内外,通过强调内在之“情”之于仁义的不可或缺性来突出道德的内在性,但他却并非持一种纯粹的“仁义内在”说。从整体来看,孟子的伦理道德体系由一个个有机的外向型生生过程组成,兼具内在性、外在性和动态性,孟子实持“仁义统合内外”说。
    外国伦理思想
    黑尔的祈使句逻辑与弗雷格-吉奇问题
    陈真
    2025(6): 45-54. 
    摘要 ( )   PDF(1696KB) ( )  
    为了克服情绪主义的“反理性主义”,黑尔提出了“理性主义的非描述主义”(亦即普遍规定主义),他的祈使句逻辑则是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证明道德判断三个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即道德判断是可推理的。他认为祈使句代表了道德语言规定性的本质,只要解决了祈使句的可推理性问题,也就解决了道德语言以及任何规定性语言的可推理性问题。他通过指事与首肯的区别,以及祈使句之间矛盾关系和蕴含关系的分析,论证了祈使句的可推理性,从而论证了道德语言和规定性语言的可推理性,并运用相关思想回答了任何非认知主义者都不得不面对的“弗雷格-吉奇问题”。尽管他的解决方案存在一些问题,但其解决思路却影响了后来所有非认知主义的实质性解决方案,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康德道德哲学对道德怀疑论的回应
    钱康
    2025(6): 55-63. 
    摘要 ( )   PDF(1638KB) ( )  
    康德学界存在一种流传已久的观点,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不需要回应道德怀疑论或道德虚无主义,或是康德只需要回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道德性的幸福主义伦理学,而不需要回应完全否定道德实在性的极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对康德道德哲学的限缩式解读,旨在缩小康德的论证目标,从而减小论证负担。但是,这种限缩式解读并不能真正达成这一目的,反而会使康德陷入更严重的独断论危机,并且这一解读也不符合康德自己对道德证成的设想。事实上,如果将康德的道德证成放在先验观念论的体系中,我们就会发现,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自由理念的证成,康德对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怀疑论的批评其实是一种一贯式的、基于先验方法论的反独断论论证。这意味着康德道德哲学的演绎与证成完全能够在更高阶的维度上针对任何一种道德虚无主义。
    应用伦理
    应用伦理的评价体系
    文贤庆
    2025(6): 64-73. 
    摘要 ( )   PDF(1676KB) ( )  
    应用伦理的本质是面向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伦理思考。伦理思考在现实中运用得如何,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予以评估。基于应用伦理的实践性,应用伦理的评价体系可以分为应用目标、应用过程和应用效果评价三个方面。通过具体分析应用目标、应用过程和应用效果的内涵、具体指标、有效方式,我们可以系统地构建应用伦理的评价体系,为应用伦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南。
    应用伦理的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孙保学
    2025(6): 74-82. 
    摘要 ( )   PDF(1593KB) ( )  
    相比于伦理理论和具体规则,伦理原则作为中观层面的指导框架,兼具普遍性、灵活性和实践指导性,在应用伦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西方应用伦理原则及其背后价值观的渗透和影响,立足国情和社会现实,构建自主的应用伦理知识体系刻不容缓。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既具有领域普适性,又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特色的应用伦理基本原则。社会现实的多样性与伦理困境的复杂性,使应用伦理原则走向多元化。从人本、诚信、公正、责任、和谐五个方面可以构建出一套合宜的基本原则体系,其自洽性能够通过原则之间的协同与互补、冲突与张力、优先排序与权重等问题得到阐明。
    政治伦理
    论重叠共识为何无需被充分证成
    夏语
    2025(6): 83-92. 
    摘要 ( )   PDF(1772KB) ( )  
    在《答哈贝马斯》中,罗尔斯区分了原初证成、充分证成以及公共证成。这一区分常被误解为重叠共识证成过程中的连续环节。然而,根据罗尔斯的界定,充分证成属于市民社会中受公民各自整全学说支配的私人性证成,以“族类政治的正义观念”为对象;而原初证成和公共证成则发生于政治社会,以公共理性为范导,前者关涉政治观念的初始确立,后者则以一个可共享的政治观念为证成对象。由此可见,将充分证成纳入重叠共识的证成序列,不仅会破坏公共理性在政治证成中的逻辑一致性,还将使整个证成过程受制于既不相容亦不可调和的整全学说。事实上,若公民仅凭各自整全学说即可对同一政治的正义观念达成充分证成,罗尔斯便无需诉诸公共理性的理念,其“政治转向”亦失去根本动因。因此,将重叠共识的证成结构限定于公共理性所范导的原初证成与公共证成,是确保政治证成内在一致性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自身融贯性的内在要求。
    青年论坛
    新时代体育与教育融合的道德正当性
    高吟
    2025(6): 93-100. 
    摘要 ( )   PDF(1518KB) ( )  
    古希腊的完人理想与东方修身哲学共同构建了身心统一的教育传统,近代理性主义的二元割裂导致体育教育性退场,现代具身哲学的兴起推动体育教育的主体性回归。体育之善是植根于身体实践中的道德内核,教育之善是对完整人的培育,二者在融合中实现价值升华。体育纠偏教育功利化,教育规范体育竞技异化,最终形成“善的统一”的伦理共同体。体育与教育的融合通过丰富人、提升人、塑造人实现对个体的三重超越,其向善之路需通过制度设计的正义性与实践规范的道德约束来实现。
    礼始于情——孟荀统合新论
    徐玲
    2025(6): 101-109. 
    摘要 ( )   PDF(1587KB) ( )  
    “礼始于何”是孟、荀论礼之起源的重要问题,孟、荀论礼制建构有一共同的情感面向,那就是“礼始于情”。在孟、荀的情感观念中,仁爱之情与自然情欲又是中心内容。所以“礼始于情”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也就是礼源于仁爱之情与礼起于自然情欲,此为二人论述礼制建构的共同原则。仁爱之情是礼制建构的原则与依据,自然情欲是圣人制礼的原因。孟、荀通过丧祭之礼,尤其是“三年之丧”,论述“缘情制礼”与“称情立文”的原则,表明礼源于仁爱之情;又通过人生而有欲,人情之所同欲,论述圣人制礼的原因。如此,自然情欲不仅是礼制产生的原因,还是礼制建构的基础。而“礼始于情”作为儒家的一贯主张,似乎可以成为统合孟、荀思想的一关键内容。
    探索与争鸣
    “全体性”的心——一些中希学术文化背景下的对照
    廖申白
    2025(6): 110-120. 
    摘要 ( )   PDF(1589KB) ( )  
    中国文化与学术传统中的“心”的概念是“全体性”的。“心”作为生命本体与宇宙大生命的浑然一体,不可体认为努斯、理智、意志等部分的。基于熊十力、梁漱溟、贺麟三位哲学家的阐述,可以引申出“全体性”的“心”的三种意义:其一,与宇宙大生命同体;其二,是生命本原的“透露者”与“发现者”,通彻宇宙万物而无隔于此身;其三,是“主乎身”的“同理心”。儒家依对心的“体认”而说“心”“意”“识”,它们都是与宇宙生命(大心)“同体”的本心之名,依用法意义而有别。在希腊哲学中,努斯(νοῡς)是灵魂的一个部分,不与中国哲学与伦理学中的本心对应。虽然整体性的“灵魂”(ψῡχή)概念与中国的“心”概念相应,但希腊文化与学术中并没有产生“用灵魂”去体认自身的“全体性”的灵魂的观点,而产生了理智要在灵魂中主宰激情与欲望的观点。这与中国持有的 “用‘心’”去体认“全体性”的本心的观点形成对照。因此,对“全体性”的心的概念的说明就成为中西方哲学交流中一个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最困难的问题。
    道德特殊主义新探
    唐英英
    2025(6): 121-131. 
    摘要 ( )   PDF(1709KB) ( )  
    根据道德特殊主义,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道德证成应该诉诸特殊的考量而非一般性的原则。尽管特殊主义日渐引人注目,但它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和论证。丹西试图通过理由的整体论来辩护道德证成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只是整体论所涵盖的一个特定情形。然而,丹西的整体论不仅无法揭示特殊主义的关键特质,而且与一般主义相容。可感论的引入或许可以为特殊主义提供一个新的论证思路。
    商谈伦理中的道德认知主义
    陈杨
    2025(6): 132-140. 
    摘要 ( )   PDF(1594KB) ( )  
    商谈伦理的核心观点是,商谈是一种基于交往理性的、针对规范性命题合理性的认知活动。在商谈的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可以运用交往理性对自己所持有的道德信念进行证成。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将规范的证成和事实的证成进行了类比,论证二者都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在主体间并行的展开。然而,通过维尔默与罗尔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以及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讨论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对于规范性命题的认知并行性的论证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