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伦理文明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内含的“独特”形态,其要义是以伦理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及文明。它含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立场、自信自立的伦理规范、协调发展的伦理要求、“在一起”的伦理关系、“共同善”的伦理目标等内容,呈现伦理为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及开放包容等特点。践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伦理文明观,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有助于消解意识形态霸权,也有助于消除文明危机。

节俭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立足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其意蕴可阐释为以理性为引导的“节制”品格、关涉他者与共同善的实践智慧、以“简朴”为特质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在物质丰裕的时代,节俭美德何以不过时,可从三个层面予以说明：于个人,节俭是抵御消费主义侵蚀的价值支撑;于家庭,节俭是维系家庭和谐与持续发展的伦理纽带;于国家,节俭是治国裕民的根本基石。因此,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弘扬节俭美德能提供贯通个人、家庭与社会领域的德性资源与伦理支持。

道德分歧论证始终是当代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的核心议题。双方通常以道德分歧的初始性为出发点展开辩护与反驳,在此过程中,对道德分歧成因的审视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细致检视道德分歧论证,可以发现其结构存在系统性的理论缺陷。这不仅意味着该论证难以达成其预设的目标（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认识论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揭示出道德分歧本身并不具有初始性。基于此,一种新的解释方案可能更为适宜,该新方案不仅能容纳我们关于道德分歧的若干直觉,相较于初始性解释路径,也展现出更强的合理性与理论解释力。

中国具有尚忍的传统。忍具有“德”“非德”“不德”三个层次,可以区分为“真正的忍”与“虚假的忍”。虚假的忍不具有德性性质和价值,而真正的忍是具有道德性质的心理和行为,是一种品质。作为一种德性,忍德可以从目的论、道义论与后果论视域进行论证,最终呈现为“向善”“为公”的品行与境界。但忍德是有限度的,受义的规约,失义则不可忍,这种义既如同中节作为形式原则,也是道义、正义或公利的实质内容。面对各种批评,可以进一步确证忍并不只是一种手段或心理,它是可以成为美德的。

康德晚年在卢梭的自由悖论及其建立道德共同体解决方案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考察人类历史起源与发展,并最终走向理性自觉的道德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观念。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凭借人的热情欲望的对象化运动赋予“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思辨发展的统一性,通过对表征个体利益的市民社会与彰显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之间矛盾的反思,以伦理国家的创制求得自由意志的合理性原则的实现。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劳动基础上的个体生产力与社会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来把握人类社会形态的形成与更替,明确指认以资本支配劳动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因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尖锐对立而呈现为虚假共同体,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平等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共同体。

面对日益严峻的精神困境与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普遍诉求,学界对“自我实现”理论的探讨已刻不容缓。然而,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思想却常因“至善论”标签而被回避。一种系统性的重构旨在论证,其自我实现理论是由自我决定、对象化与互惠性构成的内在统一框架。该框架揭示了一个从“自主性前提”到“现实中介”再到“社会完成”的完整过程。这一重构不仅有力回击了自由主义对“至善论”的批判,证明了该理论是一种兼容价值多元与个体自主的“解放性至善论”,也为剖析和应对当代人的意义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性是先天道德实体还是生物本能,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孟子人性论极具张力的焦点。围绕“人性是什么”的抽象分析,往往受限于以“名词性”为特征的本质主义思维及“离身”道德心理学而近乎走向“死胡同”。从具身性和动词性思维视角考察,便发现:一方面,孟子提出的“以大(体)摄小（体）”、“怵惕恻隐之心”,体现了身心合一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具身性;另一方面,孟子提出“可欲之谓善”的意向性活动,主张扩充“四端”,重视做人、行事,具有鲜明的动词性色彩。另外,其“浩然之气”的修养工夫有效防止了“以感性代替理性”的流弊,值得今人珍视。

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识性内容,其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与中国传统独特的时间观密不可分,时间伦理构成了礼乐文明的底层逻辑。时位分析是时间伦理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类认识外在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位表征时,时统率位;过去与未来“整体到时”于现在;有利与不利条件纠缠凑泊于一体,凸显出特定时位中行为选择的伦理性。中国古人通过以位定时、以时统位等行动,不仅实现了时位的统一,实现了时间与伦理的耦合,而且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范式——礼乐文明。依托于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礼乐文明不仅将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统一,而且其所遵循的尊时守位原则与其所蕴含的责任担当理念,至今仍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体系的主色调。

以往对自尊的研究很少从伦理学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入手,而自尊却一直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一个核心的却经常被忽视的概念。这一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卢梭、休谟、康德和罗尔斯的变迁,揭示了自尊概念的含义、起源、特征和作用的变化,即自尊从一种对差异的欲求转变为对平等的渴望,从一种对超过其他人的权势和荣誉的贪欲转变为对平等的道德权利或公民权利的需求,从一种少数人拥有的、被称为“心灵的伟大”的美德转变为一种每个人都拥有的激情,以及从幸福生活的关键构成要素过渡为正义制度的心理基础。

“价值来源于劳动”和“利润具有正当性”,这两个观点不可能同时成立,但亚当·斯密却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默许利润,这使他的相关思想饱受后世学者诟病。事实上,后世学者的批判忽略了斯密的语境,故而曲解了斯密本人在价值理论上的立场以及他这一做法的用意。斯密就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并且他意识到了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间的矛盾,而他之所以默许利润,一是因为商业社会无法杜绝利润的存在,二是因为商业社会的进步和自然自由体系可以缓和二者间的矛盾,实现工人和厂商的“双赢”。然而,在《国富论》问世的若干年后,商业社会并未如斯密所预想的那样演变,这使他意识到其早年的设想过于乐观。于是,斯密在其晚年所修订的第六版《道德情操论》中对其早年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从伦理学角度对当时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并指出了商业社会的有限合理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教育教学模式革新与教育资源优化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所承载的技术逻辑亦在悄然重塑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潜藏着深层伦理风险。引入多纳蒂的“数字矩阵”理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人文教育过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效率导向与可计算性优先的技术逻辑,与人文教育应有的德性目标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其二,在人文教育实践中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削弱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价值判断能力。针对上述伦理挑战,有两条应对路径：一是推进技术的价值校准,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下,将规范性要求嵌入技术逻辑之中,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定位,防止其主导人文教育的发展方向;二是实现教学主体复归,在“人-技术”混合交互情境中重塑教师的价值引领作用与学生的反思性学习能力,以“关系善”理念应对智能教育环境中的伦理挑战。

从机体哲学出发看待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应强调各类机体之间的整体和谐,避免在应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时将“人”简单看成“物”,只看局部生理指标变化而忽视人的整体性、有机性、社会性。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作用方式的改变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在人与人、今人与后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方面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具体表现为局部嵌入对人的完整性的冲击、自然进化与主动进化的冲突、增强优势对公平正义的挑战。从机体哲学视角出发选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治理路径,需要运用机体分析的方法,协调相关价值要素的关系,维护人的整体性、有机性、社会性,保证技术的向善发展。

道德生物增强在当前引发广泛争论,哈里斯借助“堕落的自由”进行了反驳,但这种反驳同时也面临新的理论责难,这使得围绕自由或自由意志展开的辩护仍是纷繁复杂。在此情形下,法理学语境中“做错事的权利”提供了更具说服力且更为可靠的辩护资源,可用于支持生物保守主义立场。做错事的权利指的是拥有做道德上错误之事的权利,其命题的一般结构便揭示出任何人干涉行为人做错事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借助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能够进一步明确“做错事的权利”的权利内涵应当是一种“豁免权”,豁免权使得权利人在道德增强上处于除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主体都无能力改变其既有关系的受保护状态,权利人也无责任进行道德增强;与此同时,根据相关关系,道德增强者无权力使道德增强成为权利人的一项责任,即便在“上帝机器”的语境中也难以成立。

道德动机的过度决定问题是行为规范性面临的普遍性疑难,它引发了对康德“只有出于道德动机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的观点是否具有实践解释力的广泛讨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和路径：康德主义路径和“反事实路径”。康德主义者强调道德义务具有价值优先性,通过界定道德动机的“充分性”内涵来解决多重动机的价值归属。“反事实路径”则认为仁慈动机在解决过度决定问题中具有优势地位。然而,过度决定有两种可能的含义,即事实过度决定和价值过度决定。这两种用法往往被混淆在过度决定的单一概念之下。康德主义路径和“反事实路径”都涉及这种混用。区分并澄清过度决定的事实性和规范性,对于实现运用“多元主义反事实路径”解决过度决定问题有积极意义。

“王道”与“霸道”是传统儒学最重要的一对政治范畴。早在秦汉以前,儒家在关于王霸问题的态度上并未将二者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多种不同的论说方式。两宋以来,特别是程朱理学以道德心性和动机纯正作为评判王霸之别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三代以下的历史和政治人物,导致王霸之间扩大为不可弥合的鸿沟。针对程朱“贵王贱霸”空谈说教的偏失,王船山坚持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治理理念,将政治与道德及其功能作出适度分离,并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重新诠释和恢复了王霸之道的多维内涵。尽管如此,在王船山的王霸观念中依旧保留着对王道理想的追求,这无疑又退回到传统儒学以“内圣外王”来寻求政治理想的老路上来。因此,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没有真正跃出古代思维方式,更不可能提出全面超越民本、走向现代民主的主张,其局限和不足也反映出儒家政治伦理从传统走向现代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传统过渡礼仪由个体生命礼仪、自然时序礼仪和社会结构礼仪构成,兼具仪式规范性、文化象征性和伦理教化性等特质,并承载个体品德塑造、家族伦理维系、社会整合与文明教化等伦理功能,其生命关怀与秩序建构智慧对当代社会治理具有深刻启示。但传统过渡礼仪存在等级差序与现代平等伦理抵牾、礼仪形式异化与伦理内核传承断裂等局限,需立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从伦理主体激活、公共秩序重塑、文明价值融通等维度推动其现代转化,实现传统伦理资源的当代价值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