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和解”思想致力于实现“小我—大我—他者”以及“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共存与稳定发展,反映了对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本质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的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交换存在裂缝,引发了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危机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实现 “两个和解”,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设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辩证统一;强调代际和解共享,促进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有机结合;突出人类和合与共,使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相得益彰。这彰显了 “两个和解” 思想的时代价值,为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国歌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重功能。奏唱国歌的制度性仪式将宪法精神具象为可感知的伦理秩序,以主权符号展演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象征。国歌承载的抗战救亡道德记忆,以历史叙事唤醒集体苦难记忆,形塑捍卫民族尊严的伦理自觉。通过“我者”与“他者”的边界标识与情感共情体验,国歌建构超越地域族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使爱国主义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具身化伦理行动。

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应用伦理学反映同时也深化了现代伦理学运作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看,从道德行为的作用对象或服务客体来看,现代社会更重视个体的地位,权利、自由、尊严、隐私都是以个体为承载单位,故道德以个体为价值归宿,以维护个体利益、固有权利为存在目的。尊重和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自主的权益,不仅构成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石,而且也为个体、团体以及整体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确立了根本性的方位导向与理念遵循。二是从道德功能的角度来看,从道德行为的执行者或作用主体来看,现代社会更重视整体与机制的力量。在现代社会,道德要求的实现不能指望个体行为动机与单独的活动,而是要依靠社会中不同层级的集体、企业、组织、机构、国家乃至国家联盟这样一些具有力度的整体性的行为主体的有效作为。同时,伦理道德的普遍规范性要求要渗透到全社会的制度框架中才能发挥制约所有的人的行为的巨大作用。总之,应用伦理学所涉及的不是特定情形下的个体行为,而是关涉总体的道德活动,即团体的、公共的集体行为方式以及系统结构的伦理设计、制度规则的道德含量。

荷兰学派提出“道德物化”（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思想以来,其正当性就一直面临着质疑和诘难。反对者认为,“道德物化”实际上是把工程师的意志强加于个人意志之上,是一种“家长主义”式的价值傲慢;支持者则认为,人的行为必然受到技术的中介调节,放任技术的调节作用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该问题表面上看是科技伦理领域的一个局部问题,实际上则牵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权利与善优先性之争”的深层争议。如果选择“权利”优先,则会倾向于反对“道德物化”;如果选择“善”优先,则会倾向于支持“道德物化”。“道德物化”正当性危机的化解,需要采取“审度”之立场,在“权利”与“善”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在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中,行动性概念得到了最为集中、深入的探讨。各种规范性论证均建构了独特的行动性概念。正是这些不同的行动性概念,在根本上塑造了对道德规范性的不同论证方案。持有相同行动性概念的一类理论,在规范性的论证上体现出相同优势,也面临相似的困难。因此,通过反思每一类理论对道德规范性的论证是否充分,可以反推该类论证对于行动性的理解是否合理。如果道德具有规范性,无论将行动性理解为实现主观目的的能力,还是实现客观目的能力,都将在公共理由的论证上面临相同的困境。将行动性阐释为认可特定的人际关系并据此行动的能力,则能够有效避免这些理论困难,使道德原则和行动理由间的关系得到更充分的说明。

王阳明一生致力于探索“心”的奥秘,他将古圣先贤探索真理的精髓浓缩为“致良知”三个字。在他看来,“乐是心之本体”,喜乐是心的本体。致良知就是要“廓清心体”,去除情绪的垃圾、思想的干扰,回归婴儿般的纯净意识,进而体会到本体之乐。王阳明强调“人须在事上磨”,在生活当中利用每一个处境培养觉知、砥砺心性,接纳并享受当下的一切境遇。致良知意味着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达至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如此便是真正的幸福状态。

“欲”是讨论孟子哲学中行动动力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核心观念,孟子对道德行动之本质以及修身问题的思考,均以之为概念基础。孟子论“欲”,涉及自然之欲与道德之欲、原初之欲与理性之欲,以及目的性的理性之欲与工具性的理性之欲等诸多重要区分;同时,更涉及决定整体人生方向且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理性之欲,也即“志”。“欲”作为行动的开端,其合理化乃是决定行动具有道德性的关键所在。从修身的角度而言,“欲”的合理化则有赖于透过持续不断地肯认道德价值以建立仁义或道德之志,从而确保实践上道德之欲相对于自然之欲的优先性。

孟子的道德学说蕴含其确立道德信念的路径。首先,性善以人类生存权益和生命欲求与尊严普遍共在为事实前提与价值依据,能够唤起人是道德存在者的普遍信念。其次,人们可以在生活中通过同情共感的道德情感意向活动,激发关怀他者的强烈道德信念与责任感。再次,仁义突出德性心灵的崇高、自主与价值创造性,以及道德判断与道德实践原则的正确性,能让个体在生活实践中获得道德的自证、自得与坚定信念。仁义及其道德反思与合宜权变还能抵御各种伦理困境的侵蚀与冲击,夯实个体道德信念。道德信念确立的孟子路径,有助于人们积极看待生命存在与生活实践的价值,缓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虚无与道德冷漠现象和身心焦虑。

威廉斯指出,厚概念兼具世界导向性与行动导向性,有望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的沟壑,能够有效回应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的观点。元伦理学界围绕厚概念的构成与证成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了可分离主义和不可分离主义、语义主义与语用主义等理论阵营。有别于威廉斯的不可分离主义及语用主义立场,美国学者凯尔持有可分离主义及语义主义立场。以凯尔的厚概念观为参照,有助于深化对厚概念构成与证成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澄清厚概念的本体论地位和认识论方法。

近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中,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此纠葛不仅限于近现代,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阐释中亦有所体现。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形而上学化的伦理学阐释路径”与“去形而上学化的伦理学阐释路径”两种对立观点。前者秉持整体论方法,后者则强调伦理学与理论科学方法的对立。在厘清二者分歧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回应去形而上学化路径的理论质疑,并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伦理学对形而上学的依赖,指出亚里士多德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分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层面,而非方法论层面的二元对立,由此证成形而上学化路径的合理性。进而,重构道德行为的发生过程,深入论证伦理学作为科学的一般原理或系统性知识的必要性,为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乃至西方古典伦理理论的形而上学维度提供了新视角。

鉴于多智能体系统的复杂性,制定一个普遍适用的统一算法伦理标准尤为困难。因此,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策略,以确保算法伦理的合理发展,并采取恰当的干预措施,推动算法伦理的稳定进步,是确保智能系统算法伦理顺利演进的核心。通过这种综合方法,可实现智能系统算法伦理的合理治理,同时规避“大规模破坏性数学武器”的潜在风险。双轨策略能够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沟通与协作,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在面对伦理挑战时利益相关者能够迅速作出响应,最终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安全和可靠的智能系统环境。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助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见等社会不平等现象。人工智能大模型价值对齐的技术路线在现实中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困境,诸如数据标注师以及其他参与人员并非代表更广泛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同一内容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呈现。与技术路线相比,人工智能大模型价值对齐的伦理路线注重从先验理性向人机合作理性转变,采用混合式机器道德进路,引导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价值对齐实践中,在多元文化和多样情境中动态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价值对齐,提高人机和谐的程度。

关怀伦理能否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并与强调平等的正义伦理相衔接,构成了关怀伦理的公共性问题。“关系”进路的关怀伦理基于关怀的普遍经验,以增进和维系主体间关怀关系为目标,并用关怀的态度与价值指导社会政策与公共生活。但“关系”进路未能回答如何处理不同关系主体之间关怀要求的不一致以及偏倚性问题。“美德”进路的关怀伦理以移情为基础,超越了“关系”进路的经验性研究方法,构建起涵盖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全面的规范伦理学体系。但移情关怀美德伦理学同样面临理论基础不坚固以及有悖公正的局限性问题。对关怀伦理公共性问题的处理亟须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进路。

分配是指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在荀子那里,待分配的社会资源主要是“势”与“物”。在如何分配社会资源上,荀子的分配正义理论提倡礼义差等原则和生存需求原则。礼义差等原则的要义在于使有限之物按等级名分所规定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等实行有节度的分配,通过“维齐非齐”实现“群居和一”。生存需求原则的要义在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努力解决社会底层民众的温饱问题。荀子注重礼义差等原则和生存需求原则的统一,从分配正义的维度看,这一观念内含对“得其应得”与“得其需得”的双重确认。“得其应得”,即依据礼义差等原则确立个人分配的应得;“得其需得”,即依据生存需求原则满足社会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生态情感是在对生态事实一定认知基础上激发出来的一种对生态系统或其组成个体的整体性心理感受和意向性态度。它可以进一步分为消极生态情感和积极生态情感,前者表现出对生态系统或组成个体的厌恶、贬低、排斥、冷漠等负面情感态度和体验,持有较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积极生态情感又可以依据它对生态系统或组成个体的亲近程度分为低阶生态情感和高阶生态情感。低阶生态情感不反对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但主张对生态系统或组成个体表现出敬畏、依赖、服从等情感态度和体验,持有较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常见的表现类型有乡痛、生态悲伤和生态愤怒等;而高阶生态情感对生态系统表现出亲和、欣赏、敏感、归属、奉献等情感态度和体验,持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恋生态情结、人格化自然和同理心等。积极生态情感是一种善待自然的美德,并构成我们理想人格的要素。它能让我们完善德性,建设审慎和美好的生活,更加契合大自然的进化规律。把生态情感引入环境美德理论的建构,还需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即生态情感的主观性是否会让我们陷入伦理相对主义泥潭,以及能否为打破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海德格尔、耿宁等现象学家的阐释,出现了一条将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连接起来的线索;此外,在词源上将明智与良知连接起来也有线索。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有三点相似、一点相异。首先是知是知非,两者都既知普遍又知个别,既知目的又知手段。其次是情理合一,明智是理性与欲求（情感）的合一,良知是好善恶恶的合一。再次是知行合一,明智是感觉性的行动,良知本体是知行合一。最后是从实践理性与沉思理性二分的视角看,实践的明智不是最高的美德,明智之上还有沉思的智慧,而良知背后没有更高的东西;明智着重推理而良知着重直觉。比较亚里士多德的明智与王阳明的良知,可以从古今中西的视角探讨两种古典思想之间的同与异。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故人实现了跨越物理界限的生命存续,在虚拟维度里重构了生者与逝者之间的新型社会关系纽带。通过再现逝者的虚拟影像与语音特征,数字故人为生者开辟了一条情感寄托与心灵慰藉的新途径,但也可能带来生死界限模糊化、情感依赖风险等问题,其中深度交织着数据权利归属的冲突、对逝者人格权的侵犯与资源负担过载等伦理困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尊重生死尊严的基础上,实现自然生命有限性与数字生命无限性之间的平衡,贯彻生前预嘱原则以及构建全面的数据保护机制与道德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