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尤重人伦价值和道德精神,内含天人合一、孝忠合一、义利合一的价值原则。天人合一依托德以天地为道、人性本源天性、天心即是民心三个命题,促使中华文明较早地进入从天地之理到人伦之理的价值逻辑的运动过程;孝忠合一立足在家敬父、在国忠君与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结构,推进了中华文明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的发展;义利合一则依托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念、个体层面的克己复礼、社会层面的礼法制度,推进了中华文明从个体道德到社会道德的发展。天人合一、孝忠合一、义利合一的价值原则,展现了中华文明从天地之理到人伦之理、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从个体道德到社会道德发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是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视角,也是新时代推进“两个相结合”的历史文化前提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文化基础。

道德完善概念包含道德理想状态和走向这一理想状态的实践过程。作为道德理想状态,它是主体对至高、至善、完满、完美道德状态的设定。作为实践过程,它是主体实现这一道德理想的一系列行为活动。一般的道德完善,主要指过程的道德完善,它不是静态的完满、完美状态,而是道德主体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重构的动态系统,它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展现出深刻的实践意义。深入分析道德完善状态 、道德完善过程及二者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道德完善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和发展自己的道德生命。

道德叙事作为跨学科概念,其形成逻辑源于哲学的“语言转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语言转向”为伦理学和叙事学提供了共同方法论,而“文化转向”则促使两者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中交融。现有的道德叙事定义呈现了学科间的差异化预设、价值追求与研究局限。通过多学科整合,我们认为道德叙事应该是运用多种叙事形式进行的话语建构,旨在呈现、传递和探讨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伦理现实状况和未来理想图景,以期影响受众的道德认知和情感认同,并激发其道德反思和行为实践。该定义揭示了研究问题和目标,并提炼出四个基本特征：主体间性、时空性、价值性和实践性。未来研究应立足此多学科融合框架,深化理论对话并探索实践应用策略,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叙事体系。

规范性问题是当代自然主义哲学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在这一争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呈现的科学性与道德性之间的哲学张力,引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规范性问题,即关于历史的科学是否会对伦理学的自主性构成哲学威胁的问题。通过拒斥科学自然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哲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进路。在坚持自然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这一进路通过构建一个可理性把握、兼具历史性与实践性的“人”概念,使道德评价既依赖经验分析,又能够诉诸客观标准,从而赋予规范性以现实基础与历史维度。不同于依赖区分性结构来界定自然与规范的其他中间进路,马克思主义为重新思考规范性的来源与正当性提供了更富启发性的哲学视野。

宾主是上古中国重要的伦理关系。在各类礼仪实践中,宾主间行礼是非常普遍的行礼模式。与其他伦常关系相比,宾主是相对平等的“伙伴”。为表地位平等和尊重之意,其他伦常关系,在有些特定行礼场合,也会转变为“执宾主礼”。正因为行礼时身份的相对平等,作宾者会较坦诚地表达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达到谏议的目的。时至汉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君权专制集权的加强,宾主式行礼日渐衰微,但作为一种理想还保存在汉赋中。汉赋作者构拟出类似先秦聘礼、燕礼中的宾主关系,以推动文本的展开。在相对平等的宾主问答中,把所欲表达的思想情感与政治观念层层推进。以宾主代替君臣,构成了汉赋的常见叙述模式。与先秦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宾礼实践相比,汉赋作者构拟宾主式行礼模式,已是从躬身实践演变为文章创作,这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脱实向虚,但也体现出汉代文士对宾道理想的坚持及对现实皇权讽谏的追求。

通常认为,孔子像孟子一样,也将仁爱推及动物,然而这一看法缺乏确凿根据。无论是对“仁”概念的解读,还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之类的文本,都不足支撑孔子持有动物仁爱观的结论。相反,通过对“马厩失火”“告朔饩羊”“养而不敬”等经典故事的分析可见,孔子并未将动物纳入道德共同体,也没有赋予其独立的道德地位。其背后的哲学预设在于：孔子坚信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具有道德上的决定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主张人类可恣意对待动物。相反,他强调应以合乎礼的方式对待动物,以体现人之为人的文明和克己。这反映了孔子对待动物不是基于仁爱的情感主义立场,而是基于礼仪的理性主义立场。孔子的这一思想为捍卫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天人之际标识了传统文化即天即人、亦天亦人的思维模式,是理解传统乃至现代中国的重要议题。董仲舒作为刻画天人关系的标志性人物,所述之天包括生化、义理、主宰三重意涵。三者之间构成“三位一体”的逻辑次第和价值体系：生物意义上的化生万物和道德层面的爱利养长万物相辅相成,又共同支持着主宰之天的成立;所生万物的生灭消息和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体现了天之主宰义;主宰之天对君王的受命与革命,以及人之受命于天,则为人世道德、万物生养提供外在的规限和保障。董仲舒天人合一论证的前提虽然是天,但天所摄的三重意涵无一不指向人,其根本目的是在肯定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行动力的基础上,为个体身心修养、政治社会伦理提供支持和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讲,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针对人及人世之伦理规范反向致思的成果。

斯坎伦发展了一种关于道德的契约理论,认为行为的错误性在于该行为为人们所无法合理反驳的原则所反对。对于此种契约理论,一种常见的反驳意见是认为只要援引行为自身的特征即可对行为之错误性做充分的解释,因此,契约原则和程序是多余的。这一论证也被称为冗余反驳。针对冗余反驳,有两种回应思路：迈克尔·里奇试图建立道德理由和合理反驳的理由间的区分,以说明契约程序的必要性;菲利普·斯特拉顿-莱克试图建立道德与契约原则的同一性,以消解冗余反驳。但这两种方案各有问题,前者将使得建立合理反驳的理由和道德理由间的联系成为一个困难问题,后者则将取消道德在作为规范性根据上的独立性和实质性。这两者的共同错误在于,未认识到斯坎伦的契约原则的实质性和独立性。契约原则既构成了道德的实质本性,也提供了一种独立的规范性根据。斯坎伦的契约论,是以人之理性行动性作为规范性的根据。这一行动者的本性要求人们平等对待他人的理由,因此,它既指明了道德的契约本性,也将道德奠基于一种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这两者都表现为契约原则的独立性,同时,也是个人理由和道德理由之间的桥梁。

情感主义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思想谱系中的重要理论范式,因长期囿于快乐主义的窠臼而一直面临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基于其描述心理学,布伦塔诺从人的情感中区分出一种不同于“快乐”这类一般性情感的高级情感,即“明见性情感”：前者“盲目”且是“个体性的”,后者“明见”且是“普遍性的”。继而将道德奠基于这类既具“正当性”又具“普遍性”的高级情感。据此,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得以保证,情感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得以克服。在此意义上,布伦塔诺实现了对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传统的超越。

菲利浦·佩蒂特的共和主义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正义理论,主要以佩蒂特所谓的“无支配自由”为基础,力图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平等化。然而,佩蒂特的共和主义正义理论有三点不足：一是共和主义正义理论的视野较为狭窄;二是共和主义正义理论过于依赖一种极具争议性的、激进的且难以实现的无支配自由观;三是共和主义正义理论并未像佩蒂特所设想的那样能够“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无支配自由的平等基本上是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所强调的东西。

良心自由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罗尔斯的良心自由观包含三个部分,即它的内涵、平等性和优先性。罗尔斯的良心自由概念总结了西方部分的良心自由观念,是法律赋予个人确立自己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信念并根据它们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哲学和道德信念自由。良心自由的平等性是指所有公民的良心自由都应该是相同的。与泰勒的批评相反,《正义论》对良心自由之平等的辩护既适用于宗教自由,也适用于哲学和道德信念自由。良心自由的优先性赋予良心自由相对其他社会经济利益以优先地位。与泰勒和布伦南的看法不同,《政治自由主义》基于决定性善观念和善观念的能力对良心自由的优先性的辩护具有说服力。因此,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为平等的良心自由及其优先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家庭传承家庭伦理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家庭道德记忆,因为家庭道德记忆既是道德律令在代际绵延中的具体表现,也是家庭成员规范行为与修养德性的伦理依据,更是家庭成员共在与家庭伦理文明延续的重要支撑。通过对“道德记忆”学术源流和概念争议的回溯,家庭道德记忆相关概念的辨析,最终概念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证成,发现家庭道德记忆是指家庭中的个体或者家庭作为一个伦理实体运用其记忆能力对家庭内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经历进行记忆刻写而形成的一种记忆形式。日常生活中家庭道德记忆具有多种具象化形式,主要包括：家庭道德记忆遵循中国古代“藏礼于器”和西方现代“道德物化”等思想,物体化为具有隐性道德脚本的家庭器物;文本化为可储存和可传递的家族文献;人格化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家庭道德模范;仪式化为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家庭仪礼;空间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庭公共空间。与此同时,超越单一视角,对家庭道德记忆的价值进行多维度审视,发现其在人类规范体系构建与道德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家庭道德记忆的价值涉及再造道德主体、维持家庭伦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以及赓续人类道德文化传统。

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最早、规模最大、最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可谓支撑全面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其政权建设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根据地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秉持统一与独立相结合的政党伦理,以民族利益与民主理念统合国共两党,建立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半政权性统一战线组织,为根据地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根据地政权进入独立建设阶段后,贯彻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制度伦理,施行“三三制”、平衡各方权益、保护民族工商业等举措,为实现“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之目标筑牢了群众基础。先进的政党理念与制度设计得以贯彻离不开革命主体的有效塑造,中国共产党奉行模范与务实相统一的主体伦理,通过对政权干部和以党员为代表的行政人员提出明确的道德与作风要求,树立模范以引领和广泛发动民众,锤炼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政治品格。此三重伦理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政治伦理体系,推动了抗战胜利,也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政治智慧。

案例分析不仅是诸如应用伦理、公共管理等学科的重要方法,而且是专业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形式之一。在其他专业领域,案例分析本质是回退分析,即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原理及对策,但应用伦理的案例分析还有更多的含义。通过案例分析,应用伦理还要构建案例的意义,比如是否有助于伦理服务能力的构建。总体来说,案例分析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表层要求解释案例事件,即给出案例发生的原因;中层要求找寻到阿里阿德涅之线,将我们从伦理冲突的迷宫中引导出来;里层要求是从经验到先验,这一古典哲学中被忽略的方法论有助于洞察案例分析的意义。由表入里的过程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析疾病通过腠理—肌肤—肠胃逐渐发展的过程,是案例意义的呈现过程。

高认知力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取机会与赢得竞争的有利优势,复合性认知增强技术为人类增强认知力提供了高效且多样的干预手段,但由于技术资源有限,分配问题是该技术公正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复合性认知增强技术的分配问题包括：合理分配技术的依据与标准问题,市场机制作用下认知功能障碍者获取技术的问题,医疗资源的分配公正问题等。该技术的分配应采用优先认知最不利者的分配方式,按照保障型认知增强、发展型认知增强、超越型认知增强三种类型确定获取技术的优先次序,并确立公平合理的分级分配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伦理体系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思想的引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多样化社会保障实践。儒家以“仁爱”为核心,强调“敬德保民”与“施行仁政”;道教倡导“乐生好善”,注重“重人贵生”与“周急救穷”;中国化佛教则以“慈悲”为理念,推崇“持经布施”与“广种福田”。这些传统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及其实践,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了朴素的社会保障伦理精神。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群体互助向社会成员共担机制的转变,体现了传统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基因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延续与发展。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保障伦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对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