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基本目标、价值纲领、资源支撑、道德建设的时代内容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认为,道德是立人之本,是兴国强国之魂,是社会和谐之源;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之德、社会之德和个人之德的统一。习近平道德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作为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坚持德行与幸福相统一、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相统一、民族情怀与天下情怀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提出了一个以共同体道德为核心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系统的道德观念体系,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论原则,对提高中华民族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民生幸福、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意义深远。

习近平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强调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根本支撑,突显了中华传统美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坚持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对中华传统美德时代价值的新定位、中华传统美德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中华传统美德创新方法的新阐释,是新时代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行动指南。

在人工智能面前,乐观主义者看到并放大了人工智能中“眼前”“好”的功效,即“看得见的”显性赋能,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使得人类的道德建设迎来了“转机”;悲观主义者看到并放大了人工智能中“背后”“坏”的风险,即“看不见的”隐性挑战,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使得人类的道德建设面临“危机”。从整体上看,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道德建设既有显性赋能更有隐性挑战。只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道德建设的隐性挑战,容易被“看得见的”显性赋能遮蔽,往往“看不见”。从原则上看,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道德建设的主体。道德建设既“不该”是技术性行为,也“不该”止步于技术化普及,更“不该”拥有多元化主体。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以父为师、以官为师、以贤为师等相互蕴含的发展型师生伦理关系,这些关系在师生传承中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近代以来,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价值关怀日益转向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师生关系也受到文化多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现代教育体制变革等的强力冲击和挑战。在师生双主体伦理关系中,师德具有引导功能,对回应当代师生伦理挑战起关键性作用。基于当代师生伦理关系实践,我们应传承中华传统师生文化优秀内核,以新时代教育家精神重塑师德,构建新型师生伦理关系。

对现代伦理问题之根源的揭示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要旨。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伦理问题本质 上是由于现代社会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社会结构问题,这一深刻洞见通过马克思的人格概念体现出来。人格概念在哲学史上演化出了三重意义：表示人之为人的伦理学意义、表示实体的本体论意义和表示主体的认识论意义。这些意义被洛克、黑格尔等进一步综合为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伦理主体和表示社会伦理关系的伦理实体。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以社会性意义及其优先性改进了人格概念,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使经济条件与人格关系这一社会结构问题呈现出来。它表明：我们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种种伦理问题可能很难简单地归因于个人,它们根本上是与整个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些伦理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教育优绩主义本身并不完善,但它肯定了教育机会的平等,鼓励通过竞争获得最优的教育效益,并重视基于个人自由的责任,就其本质而言,它仍然具有一定的道德进步性和伦理正当性。然而,教育优绩主义存在明显的实践局限性,并已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教育和道德上的负面影响。其表现为：教育起点和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迫使学生和教师“内卷”,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资源和荣誉的不恰当的分配,导致优胜者产生道德傲慢和失利者陷入道德羞耻,损害了广大学生与教师的尊严;对“优绩”的片面追求和评价,偏离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对学生和教师个人“优绩”的过度奖励,容易诱发优胜者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行为倾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的过程中,需要以教育公正原则、尊重原则、适宜原则、人是目的原则等合理的道德价值理念,对教育优绩主义进行积极的伦理引导,纠正其错误偏向,避免其陷入道德陷阱,使学校教育真正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王船山通过对朱子仁学的反思 ,构建了其基于气本论的仁学体系。他反对朱子将仁视为“心之德,爱之理”的观点,主张仁是“心之实”“理之爱”和“天之心”,强调仁作为人心本质与宇宙法则的统一性。他通过“体用相胥”原则区分知觉之心与仁义之心,指出“求放心”实为“求仁”,并批判朱子思想中隐含的禅学倾向。王船山的气本论立场使其仁学更具一元论色彩,将仁视为阴阳之良能与至善之条理,从而在修养功夫上提出“存神尽性”的路径。其仁学体系既是对朱子仁学的反思,也是对儒家仁学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展现了较强的理论深度和逻辑严密性。

重构孟告之辩的论证,并将其与孟子对公都子的回应合而观之,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内涵。孟子反对告子以情、才言性,以意志之心作为内外分界的主张,并指出该主张根植于归纳的认识方式与世界之外的旁观者态度,将引发心离于言、气及性、善相分离的后果。通过区分耳目之官的经验性认识与心之官的整体性把握,孟子主张“性”应在个体和世界万物的联系即浩然之气中得到理解。“性”因此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同事物相外在的本质,而是事物之自我实现的条件。这种对“性”的理解构成“性善”的实质,要求我们在具体行动中直面道德处境,识别义之所在,以锚定行动的方向,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也令其他事物得到成就。

鲍曼揭示了现代性道德筹划的危机,并通过对现代性道德筹划展开“后现代透视”,提供了一种“为他者考虑”的责任伦理学,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伦理学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与多数破坏有余而建构不足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差异。其思考延续了启蒙现代性的自由精神,也将启蒙现代性的诸实践后果如多元、差异、不确定性、偶然性等加以主题化,契合了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具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其存在拒斥普遍共识、止步于思想方式变革以及寄托于不确定性的“良心”等缺憾,对于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而言,其方案的实践效力仍十分有限。

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因为道德规范性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批评,实际上,综观他的伦理学观点,可以发现一种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在休谟看来,由自爱与同情构成的人性结构,是道德规范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出发点;以实践为基础的想象力和理性的进步是道德规范性形成的基本途径;想象力自由和恒常性因果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可以解释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从而为道德责任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休谟的道德规范性思想开启了一种伦理学反思的独特范式,激发了人们对道德本性的进一步思考。

人源类器官研究正凭借其独特的优势飞速发展,在疾病建模、药物筛选和再生医学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医学应用潜力。脑类器官研究居于伦理争议的风口位置,颇受关注,正在推动当代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和科技伦理讨论进入新领域。在传统生命伦理学面临诸多困境时,关怀伦理可以通过关系、关怀、信任和责任等视角为脑类器官研究伦理争议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人工生命作为一门通过计算机模拟、算法生成和仿生技术探索生命本质特征的交叉学科,挑战了传统生物学关于生命的定义,拓展了生命现象的范畴。人工生命研究试图在人工构造的虚拟环境中呈现类似于自然界生命的行为模式,丰富了对生命现象的科学认知,同时在哲学领域引发了关于自主性的广泛讨论,显示了其在探索自主性生成机制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尽管人工生命的功能性自主展现了在无外部干预条件下的运行能力,却依然难以触及人类自主性中所蕴含的伦理深度,控制论对功能性自主的解读割裂了自主性与道德能力的内在关联。因此,人工生命研究还需在规范伦理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自主性的哲学内涵,确保技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能够对人类自主性和道德价值形成积极回应,为社会技术实践奠定更加稳固的伦理基础。

为回应主流伦理学关于关怀伦理规范性不足的质疑,基蒂提出了“繁荣”“人在道德上是厚重的”以及“脆弱性”三大道德理由,力图以自然主义路径确立关怀伦理的规范性基础。这三重理由分别从被关怀者的福祉、人天然具备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的普遍脆弱性出发,对关怀伦理的规范性进行多维度的辩护。然而,在概念清晰性、事实与规范性之间的衔接,以及关怀过程与关怀结果的权衡等方面,这些理由均面临理论挑战。在具体实践中,三项道德理由有时会产生冲突。这进一步暴露出关怀伦理在复杂情境下的适用困境。要真正实现既忠实于关怀经验又具普遍规范性的关怀伦理学框架,还需在概念细化、情境化判断和公共可论证性等层面加以深化和完善。

宋明理学以“学做圣贤”为理想人格追求。二程在继承先秦孔孟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建构出以“天理”为核心的修德成圣思想模型。他们通过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的人性二分说,论证了圣人道德人格的可塑性;以主敬工夫的体用一源论、诚明两进的性命双修论、少私寡欲的天理人欲论,完善圣贤道德修养体系。二程修德成圣论为现代道德主体性建构、共同体精神塑造、诚信文明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文化资源。

新质生产力作为“求真”的科技理性,与科技伦理“求善”的价值理性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塑造的共生关系。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产业、新模式,在发展理念上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劳动主体上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凸显绿色发展底色。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优势,也是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伦理的共生机遇。然而,现实中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伦理之间并非始终保持均衡性、对称性的关系,二者有时也会面临着科技异化风险、目标偏移风险以及伦理滞后风险。坚持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有效融合,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前瞻性伦理治理,加强新兴科技伦理的制度规范建设,强化新兴科技伦理审查与监管,是实现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伦理共生发展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