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伦理学研究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伦理学学科体系未能定型,但老一辈伦理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伦理学学科体系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四种学科形态在内的总体框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以文化自信引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增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时代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协同其他相关学科推进应用伦理学科的建设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培养。

自由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理想,具有不同的形态。在道德领域,现实的道德自由既体现于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也以更广意义上理性与情意之辩为指向,其内涵表现为理性自觉、意志自主、情感认同的统一。与道德领域相近,审美之维同样关乎人的自由,后者既意味着从感性的功利意识中解脱出来,也表现为在艺术创作中扬弃规则的专横。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自由通过人的实践,使本然对象合乎人的需要和理想,其内容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其前提则是合目的与合法则的统一。历史地看,自由与自然具有相关性,道家（庄子）以自然为自由的内涵,但忽视了自由的目的之维与价值创造内涵,现代社会中自由而不自然,则展现了自由与自然关系的另一面。在社会政治领域,对自由的形式义与实质义,需要加以区分。与之相关的是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辩,现代政治领域中,肯定消极自由似乎成为主要趋向。从理论上看,两者都包含某种偏向。在实质的层面,自由表现为积极的创造过程,这一视域中的自由同时具有历史性。

道德分歧是当代伦理学和知识论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它（们）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针对特定情景中的某一道德观念、行为或规则的正当性、合理性或对错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并且各方认为自身所持的证据充分、辩护有力,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解局面。道德分歧体现了人们在道德认知、情感或态度等方面的差异,被一些学者用来构造哲学论证,反对道德实在论、道德客观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固守论”和“折中论”是当前人们应对道德分歧论证的两种主要策略,前者主张分歧双方应该基于自我信任坚持各自的原初立场,后者主张分歧双方应该基于认知谦逊放弃各自的原初立场并向“中间立场”靠近,然而以上两种策略都存在显著的缺陷。对此,“整体证据论”主张,分歧双方需要全面评估新旧证据与其应该采取的（命题）态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决定是否作出改变、谁作出改变以及朝着什么方向作出改变。

对传统文化与传统伦理的传承发展或者“双创”必须坚持守正才能创新,这就使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成为一个前提性基础问题。贺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撰写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就对这个问题有所探讨。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与重德精神、中华文化的人伦主义及其群体精神、儒家伦理的等差精神、儒家伦理的绝对义务精神。

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假象”：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之上,但其正义观却仍然尊崇基于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假象”的出现无可避免,因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易中财产权的逻辑起点只能被追溯到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剥削的非正义性就在于,尽管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由于无法兼容基于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剥削实质上背离了资本主义对正义的承诺。马克思的新正义观超越财产权的有限视野,关心的不是道德义愤而是现实生活,不是法权关系而是占有问题,不是分配本身而是生产方式,力图使实际的占有适应社会生产和人的需要,展望了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

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经的解释之作,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从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周易大象解》通过揭示物象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来阐释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总体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体现的景物作为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对解经方法的提揭,又有对君子修德的阐发,其重要解易原则“天人合德”“乾坤并建”“占学一理”亦内蕴丰富的伦理思想。《周易大象解》表现出王夫之寓理学于经学、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理论取向,并体现他在明亡后树立士人行为规范的愿望,带有强烈的中国哲学“道德的形上学”的特点。

王船山“珍生”思想与其人性哲学“推故而别致其新”的生存论转向密切相关,其中蕴含的生命伦理意蕴要求人“贞生死以尽人道”,强调由生命存在出发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王船山生命伦理思想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学特征,具体体现为：自然生命（身体）是气的原初形态,在“存生”“尊生”的伦理原则上,注重精神生命的涵养,“继善”而“成善”,实现自由之气。在这一过程中,从生命的原发存在到生命的自由存在,又涉及角色伦理视域下,以“厚生”“务义”为主要内容的气的继发形态。从原初形态到继发形态再跃升为自由形态,船山生命伦理思想揭示出其“生而无歉”“死而无累”,即“全而归之”的崇高境界。

优绩主义被视作当代社会最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和文化信条之一,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桑德尔推进了对优绩主义的既有批评,认为优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内含的一种“成功伦理学”,精英阶层视自己的成就为应得,进而催生傲慢,导致了败者的怨恨,破坏了社会团结,使得寻求共同善的政治成为不可能。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挑战“精英的自满”,不能祛除傲慢与怨恨的优绩主义式的心理结构,因而无法彻底克服优绩主义。在此基础上,桑德尔提出了他遏制自满、平息怨恨的反优绩主义方案,即“拆掉分类机器”和“恢复工作尊严”。但是桑德尔在理论上混淆了“傲慢”与“自满”、“怨恨”与“嫉妒”,其实践方案与人的自我价值感为敌,贬抑品格和意志的价值,在自尊、激励、稳定性三个主题上存在严重缺陷。与之相对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既可避免优绩主义的弊病,也为所有成员的自我价值感提供支持,是超越优绩主义的更合理进路。

法国存在主义强调自由,并将其视为人的本性以及人作为主体的伦理基础;精神分析看似否定自由,却在其心理决定论的外表下蕴含着对自由的深刻洞见与创新理解。法国存在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有其现实处境,而该处境的基本特征便是与他者共在;精神分析通过描绘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对象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共在对于主体的生存论意义。法国存在主义重视主体伴随自由与共在而来的对自身以及他者的责任;精神分析则通过深化对主体与他者的理解,赋予了责任新的伦理内涵。自由、共在与责任,构成了法国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视域下伦理思考的共同要素,并为构想一种新的伦理主体奠定了基础。

文明总是伴随着人类对世界和生活的精确化认知而不断发展的,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我们对精确性追求的发展。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发迹于近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确化追求中的危机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精确化追求的认知在根本上让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走向一个透明的单向度社会,这在根本上危害着我们的自由本质。如果我们自由的本质在于呈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那么顽固地走在科学理性主义精确化的认知道路上就是一种偏离。既然全面的数字化记忆是这种偏离的极致,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意识地保持某种遗忘,这种遗忘在一个不可逆的可能的普适计算时代为我们可能生活的价值多样性保留了最后的地盘。

发展可信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可控,是实现人机和谐的重要内容。可信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坚持科技向善的原则,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实现可信人工智能的关键是技术的安全性和可控性,从逻辑视角出发,现代逻辑作为规则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基于明确的因果规则,在发展可信人工智能技术中具有明显的可解释优势。应充分发挥逻辑的驱动作用,将现代逻辑的推理机制应用于人工智能的推理系统,通过实现技术的交叉融合,积极探寻新时代背景下人机和谐发展的可能甚至法则,寻求人类和可信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使智能体系统能够在开放的时态和动态环境中实现完美刻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可信可控。

价值对齐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良善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必经之路,旨在让大模型的能力、行为与人类的真实意图、价值观以及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现有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技术路径和伦理进路虽具备可行性,但存在局限与不足。价值对齐的技术路径缺乏有效性与可拓展性,受限于人类主观偏好,而弱进路价值对齐路径存在“对齐鸿沟”、价值观难以统一和静态价值观等问题,强进路价值对齐路径则存在道德无法化约为一种能力、情感计算技术的困境和多元主体对齐的复杂性等难题。交互式价值对齐路径是实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有效路径,赋予人工智能交互主体性是价值对齐的前提,情境化价值共识是交互式价值对齐的关键,通过人机合作和社会场景模拟来实现价值对齐。

公共卫生治理可能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产生不同的健康影响,从而在不同群体间产生非传统意义上的代际冲突——“代内的代际冲突”,引发对代际健康正义的思考。自由主义进路导致了公共卫生治理的“代际健康囚徒困境”和治理失败。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追求,引发个体从共同体唤寻归属感、安全感与互助,以驱散笼罩着每个人的疾病与死亡阴影。可以建构一个跨代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使健康成为维系共同体的代际纽带。

医学模式演变过程中健康的内涵不断扩展,对健康公正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医学模式演变过程看,健康公正最早蕴含在古代以人道主义医德为主导的救助伦理中,经历以医疗手段为主导的阶段,目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评价维度。医学模式演变过程中的健康公正问题凸显了人道主义救助精神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缺乏社会制度的保障机制而仅靠道德精神实现公正是不持久的;将健康公正问题的解决仅局限于关注医疗资源公平分配,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因此,在坚持人道主义道德要求下,关注医疗资源分配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社会政策是实现健康公正的关键。

城市空间正义理论的建构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分配与承认。无论是基于“分配”的城市空间正义,还是基于“承认”的城市空间正义,都能够为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由于城市空间本身的条件和变动性,城市空间正义的研究必须回归“情境”。固定性空间凸显了城市空间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的变化是城市空间正义建构的“原点”;场所性空间链接了城市空间、空间主体以及正义理念,是城市空间正义发展的“缘点”;流动性空间是一个充满可变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境,其能充分圆融空间正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分叉”问题,是城市空间正义实践的“圆点”。

科学社会主义既有其科学维度,也有其价值维度。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正义论的价值诉求,相对于“永恒正义论”,唯物史观对正义神话的破解构成了马克思批判、拒斥“正义”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涉及正义问题的论述有两种：一是某种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观正义”,它实质上并不是“正义论的话语”,不是对正义的定义,而是“关涉正义的话语”,是对如何理解正义的方法论阐释;二是价值判断意义上的“马克思的正义观”,特指马克思对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价值评判——它才属于“正义论的话语”。自觉区分这两种话语,便成为理解马克思、破解“马克思与正义”难题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