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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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哀思滚滚来——悼念罗国杰老师

唐凯麟

2015(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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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旗帜——悼罗国杰同志

陈瑛

2015(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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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缅怀恩师罗公

肖群忠

2015(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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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集体主义思想研究

吴瑾菁

2015(3):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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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他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包括道德基本理论、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品质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他的集体主义思想坚持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在实现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罗国杰集体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党中央把集体主义确立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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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郭清香

2015(3):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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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国杰先生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他肯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性,确立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学科地位;他廓清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他指出了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是批判继承;他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基本原则来进行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而他牢记在心的是要让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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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

王淑芹

2015(3):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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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以避免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准则。有效培育社会成员的诚信价值观,使其获得人们的确信和忠诚,需要系统阐明诚信价值原则的正当性,全面理解和把握诚信的科学内涵,确立诚信价值观培育的原则及其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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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

廖小平

2015(3):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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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中,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运动。某些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原有核心价值被解构,而新的核心价值被建构,这些新的核心价值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前形成、改革开放以后被重构的核心价值,也包括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和新生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具有如下特点：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以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变迁为基础;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是相反相成的辩证过程;核心价值的解构有不彻底之处;核心价值的建构有不成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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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事实与价值的数学关系及其实践意义

邓曦泽

2015(3):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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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价值之间不适合分类法,二者相互独立,但不是对立。实际上,事实与价值都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根据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或评价,都服从于生存目的,二者乃是作为独立变量,统一于效用。在数学上看,效用、事实与价值之间具有函数关系,事实（f）与价值（v）的乘积就是效用（u）,即：u=f v。此函数可命名为事实与价值函数。在实践中,此函数在管理、教育上有重要价值。引入数学方法,可以推进伦理学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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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赵浩

2015(3):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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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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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想象力的悖论、矛盾与概念张力探析

曲蓉

2015(3):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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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研究中,道德想象力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术语。对许多学者而言,道德想象力的合理性是一个悖论：我们既无法想象贫乏的道德,也无法任由想象力在伦理学领域的任意驰骋。康德关于两种同情的区分,承认了具有情感联结能力和理性认知能力的道德想象力（同情）的合理性,否定了同情心的道德价值。认知的与移情的道德想象力分别与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具有密切联系,二者对道德影响和作用的机制不同,将二者视为同一事物近乎矛盾。实际上,二者的矛盾与道德固有的高远性与卑近性的特质是相关的,我们可能无法破解这一矛盾,可行的选择是通过探究这一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以确定道德想象力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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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刑观的审视与解读

郑文宝

2015(3):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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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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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孝道观的三个向度

李丽丽, 赵美艳

2015(3):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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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把孝作为其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了出来,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向度来阐述孔子的孝道观,即,仁、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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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诚信思想探析

樊鹤平

2015(3):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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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目之一。诚信既是个人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中国传统诚信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特质,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华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的借鉴、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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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泽尔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乔洪武, 李新鹏

2015(3):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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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功利的、实证的、动态的、演化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功利主义的,这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独具特色。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功利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种处置资产的能力,人本身也是一种资产,交易成本约束决定了权利的边界和权利界定的不完全性。二是功利计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价值,功利标准提供了脱离于人的主观评估的客观标准,人权与产权的价值可以通约。三是统治者、臣民、疆域构成了国家,统治者和臣民都依据功利计算的结果作出决策,国家成为掠夺者还是保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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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方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及其启示

强以华, 张淑

2015(3):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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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主义一直存在“共识”与“共存”两种传统,前者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为一种最佳生活方式,认为它是人类应该最终形成的理性共识,后者则否认形成这种理性共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自由主义只是一种让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共同繁荣的宽容。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都有部分的合理性和部分的不合理性,并且它们各自的不必要性和不可能性正好表达了对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必须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结合起来,价值层次的区分以及“够用原则”和“公域原则”的运用则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优化组合的基本条件。对于自由主义两种传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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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理论辩护

曹成双

2015(3):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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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是伦理学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1975年,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提出了相对主义的一个辩护,论证了内部道德判断的道德相对主义。此后,这个辩护招来了许多批评和质疑。本文论证了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个融贯的道德理论体系,它能够应对各种批评和质疑。论文的前两个部分,笔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完整地论述了哈曼的相对主义立场及其论证;论文的后两个部分,笔者重新解读了哈曼的相对主义论证,指出哈曼的相对主义理论不完全是一种内部主义的道德动机理论。在此基础之上,笔者研究了对哈曼道德立场的两个反驳,指出它们都不令人信服。最后,笔者指出哈曼道德相对主义的道德立场。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的结论：得到自然主义论证支持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个融贯的道德理论体系;道德不是迷信和幻影,它是自然世界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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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塑造如何可能?——基于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视角

孙伟

2015(3): 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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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看来,儒家之道既包含了“天人合一”的形而上旨归,也吸纳了政治（礼、法）和伦理（仁、义）的多重维度。在儒家之道中,外在的礼法制度既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也是培养仁义等伦理道德情感的教化方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幸福”既包含了在心灵活动层面的理论思辨,也涵盖了在实践活动层面的德性实践活动和外在善。对二者而言,设立法律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惩罚坏人和维护社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人们德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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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基督教“诚”伦理之比较

刘乾阳

2015(3):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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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儒家的还是基督教的伦理体系都非常重视“诚”的伦理规范,前者的诚论主要变现为要把天道之“诚”内化为人道之“实”（“信”）^①,后者的诚论集中体现为对于人格化的至上神——上帝的虔诚信仰。两种诚论体系之间既有相似的论证逻辑,从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情感要求上来看,基督教的虔诚与儒家的诚信是相通的。同时,二者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突出地表现在二者的强制性程度之上。在现阶段的社会诚信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基督教的虔诚伦理,增强诚信建设的外在的强制力和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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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治理与责任

刘湘溶, 罗常军

2015(3):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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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这使得我国将生态环境治理提上了优先的议事日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道德、法治与科技三管齐下,为此必须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合理而完整的责任观,其内容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之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各履其职,各负其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广大公众人人有责。由于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科研机构与科技工作者扮演特殊角色,发挥特殊作用,所以理应承担特殊责任：一是要正视科学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二是要提高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意识,三是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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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关怀

傅晓华

2015(3):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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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稳定与生物多样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论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观,设计了美好的生物权利平等原则,却忽略生物生存规则及其进化的必然性,最终陷入“施韦泽困境”而无法实践。建立在生态系统论和大地金字塔理论基础上的现代生态伦理,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生物多样性与进化性相统一的实践规则中,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价值,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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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婚姻关系增强及其伦理挑战

刘玉山, 陈晓阳

2015(3): 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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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干预大脑功能,调节人的社会行为已成为可能。爱情婚姻关系增强是运用药物、基因技术等生物医学手段干预大脑的神经生理功能,增强夫妻间的情感强度、吸引力和“厮守”,减少婚外情,降低离婚率,实现爱情忠贞、婚姻美满。但是爱情婚姻关系增强会破坏人的理性和自主,贬低人的尊严,是对神圣爱情的亵渎。其安全问题比其他人类增强形式更为严峻。它还会造成情感欺骗等一系列严重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夫妻双方应用心和智慧经营婚姻,创造幸福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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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

黄爱英

2015(3): 1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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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女性人格意识自我觉醒的高潮,开启了女性人格意识觉醒从朦胧走向理性、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新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在婚姻领域,抵制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在教育领域,争取大学开放女禁,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涌现;在社会领域,争取男女社交公开,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经济领域,谋求男女职业平等,呼吁女子财产继承权;在政治领域,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发起女子参政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是空前的,虽然有局限性,但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突破,并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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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从机械结合走向有机团结

王露璐

2015(3):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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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庄共同体在其形成基础、结构特征和指向意义三个方面显示出显著的伦理共同体特征。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走向式微。转型期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应通过村庄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协调和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操作和有效整合,构建一种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之上并与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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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分析与展望

傅鹤鸣, 徐海波

2015(3):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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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回归后,香港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最大的困境在于围绕竞争性中西方道德文化而展开的价值博弈。从多元的人类现代化事业历史全景看,香港社会只有在克服社会进化论主导下的西方道德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通过重整港人的社会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开出香港道德文化建设的切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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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犯规“不当性”辨析

杨其虎

2015(3): 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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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论者认为故意犯规违背规则约定构成欺诈;特质论者认为故意犯规增强了体育竞技的精彩度是竞赛的组成部分。从建构论与特质论争议出发,通过阐释故意犯规行为的欺诈性和内在主义的理论分析,故意犯规是种伦理“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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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慈善：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

王银春

2015(3): 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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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既是一种悠久的历史存在,又是一种普遍的现实存在。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张力并存,是社会慈善的存在本质。差异是慈善行为发生必要条件,即有差异不一定有社会慈善,但无差异一定不会有社会慈善。社会慈善—否定差异,这一命题的要义：差异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身份,部分差异或差异过大会对社会产生消极后果,以及人的“类”或“群体”同一性,是否定差异的正当合理性理由。社会慈善作为否定差异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通过自愿与尊重的方式对差异进行非对抗性否定,不是为了根除差异。社会慈善系统内部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其一,基于差异与否定差异内在统一,相互依存;其二,社会慈善是基于差异的客观性,否定差异过大;其三,通过社会慈善可以促使人际差异在优势与弱势群体之间发生转化,此消彼长。总之,社会慈善对社会具有止恶扬善,补正救偏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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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伦理学——第八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明建

2015(3):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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