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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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伦理治理的特征和功能

曲红梅

2022(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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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道德型”政党非常重视伦理治理。中国共产党的伦理治理具有其独特性,不仅展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伦理原则与党员个体理想信念的契合,也展现了党对全体人民在道德领域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推动。在新时期廉政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伦理治理在路径和内容上都比较典型地展现了上述特征和功能。我们可以用伦理学的核心术语“责任、效用和德性”对应廉政建设要求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形成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伦理治理的具体理解,从而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伦理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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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意蕴与实践路径

姜珂

2022(6):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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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丰饶,也包含精神生活的充实,意味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培养和激励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助于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助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形成乡风美好、乡村和谐、乡镇繁荣兴旺和乡民奋发向上的发展局面。乡村振兴视域下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将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实现新农人的身份转换、完成乡村文化的时代塑造、明确乡村发展的未来定位、保障乡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视域下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体现了利民为本的初心使命、公正大同的社会构想、美好生活的终极向往;乡村振兴视域下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多管齐下,从教育、文化、科技、建设、生态、治理等方面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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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辩证法元素

李培超, 高树平

2022(6):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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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活的灵魂,其本质是一种内含“过程论”和“关系论”的思维方式,遵循着整体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的辩证法始终面向人的现实生活,具有开放性的品格,也因而使得辩证法获得了现实的内容和规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贯通是基于人现实存在的对象性、关系性和矛盾性,充分揭示了人的本质性规定,由此体现出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关切,也与一切悬置人的现实存在的纯粹形式化的伦理思辨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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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道德思想中的人的本质、存在和解放问题

宋晓杰

2022(6):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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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道德思想对人的本质、存在和解放问题的分析力求把描述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同致力于人类主体之自我审视的辩证人类学统合起来,且以事实性和规范性、世俗性和神圣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张力关系为核心特征。它表现为如下的发展过程：从个人的纯粹主观世界,转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事务,进而回归实在的感性世界和物质生产过程;从在道德内在性模式和规范性政治之间摇摆,转向从真正的人到现实的人的道德现象学分析,最终确立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一旦把握了这个将人的本真存在彻底奠基在社会历史深层构架的思想进程,我们便找到了揭示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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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及其意义

杨国荣

2022(6):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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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重规定。人类文明首先包含普遍性之维,这一意义上的文明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文明的普遍性之维涉及中国文化所论的“文野之别”与“人禽之辨”。除了普遍性规定之外,文明还具有特殊性。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为文明的互鉴或相互影响提供了可能,文明的特殊性蕴含多样性和差异性,它使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借鉴成为必要。仅仅强调普遍性,容易导向独断论,单纯突出文明特殊性,则常常导向相对主义和排他主义。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文明互鉴古已有之。从历史角度来说,这种互鉴既体现于物质的层面,也展开于文化观念之域。对文明互鉴的考察,进一步引向文明互动的问题。从词义上说,“文明互鉴”侧重于相互参照,其重点在于分析比较、把握同异。“文明互动”则以相互作用为基本含义,其特点关乎实际的活动。不同的文明之间既需要在观念上相互参照,包括同异的比较,等等,也需要在动态变革的层面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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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自信助推道德共同体建构的三重理由

彭定光

2022(6):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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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共同体是其所有成员都奉行同一道德并因此而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等相同需要满足的共同体,是通过众多个人都信守和遵循同一道德来持续不断地建构的“自为”的共同体。在助推道德共同体建构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自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助推道德共同体的建构,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内含着道德,同时文化的本性、内容和作用又可作为建构道德共同体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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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性的秩序理念及其机制和根据

陈赟

2022(6):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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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帝王》是《庄子》内篇中聚焦于“外王”的大文本,它集中展现了作为一种引导性秩序而非支配性秩序的秩序理念,其目的是统治者以无为方式引导被统治者回归本真的性命之情。“体尽无穷,而游无朕”揭示了引导性秩序自我运作的机制。这一机制的根据在于天道之“虚”,即天道在本质上是“无故而自然”的,它作为存在者的根据即是让存在者自为根据,王者唯有以“虚”才能上承天道,具体方式是虚化自身的政治主体性,激发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达到对天下的最大化包容开放;并且,王者唯有以其“虚”,方能引导被统治者成就天下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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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学制与现代伦理学的诞生

张伟, 杨明

2022(6):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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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学制虽旨在维护伦常名教以巩固清廷统治,客观上却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在中国的诞生。新学制“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的设计观,为相对独立的伦理教育出现在官方教育体系和新式学堂中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新学制对伦理课名称、学时、内容、考核与教授方法的明确规定,至少在形式上使伦理教育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新学制下伦理教科书的编纂及其内容的专业化、体系化,实质性地促成了一门有关“伦理”的知识体系或学科的初步形成。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正是晚清新学制下伦理教育的普遍开展和伦理教科书的编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专业术语和知识体系,为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为传统伦理思想由“过去”走进“现代”搭建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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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学派与宋明伦理思想发展的转折

陈睿瑜

2022(6): 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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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学派是明末清初思想流派中有重要影响的儒家学派,以刘宗周（蕺山）为首,陈确、黄宗羲、张履祥为主要代表。蕺山之学融贯宋明先儒以心、性为宗的伦理阐微,包含“心”融入理气的道德本源论、以“独”统心性的道德本体论、“慎独”迁善改过的道德修养论等伦理思想。蕺山学派在修正和总结宋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试图打破传统心性二分的学派纷争,重建道德体系架构,在宋明伦理思想发展中有重大转折意义,对明清之际伦理思潮的转向也有过渡承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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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规范理论的新发展

李家莲

2022(6): 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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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道义论和后果主义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的替代品,美德伦理学以为道德确立规范为己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美德伦理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和多元论美德伦理学。然而,以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和多元论美德伦理学在基于美德概念为道德建立规范理论的过程中却屡显举步维艰。在综合评价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同时,通过对克里普克的指称固定理论进行改造,以斯洛特为代表的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运用移情机制为美德伦理学确立了具有先天特征的规范原则,使令人温暖或心寒的情感实现了从实然向应然的转变,把美德伦理学的规范理论建设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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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洛特对纳斯鲍姆自主观念的批评

左稀

2022(6):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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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是斯洛特与纳斯鲍姆伦理学讨论的重要议题,斯洛特认为自然关怀在道德上具有基础性地位,纳斯鲍姆则认为自然关怀并不总是值得信赖。两人的意见分歧实际源于他们在关怀的自主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斯洛特相信,基于移情的关怀可以解决关怀关系双方的自主性问题。纳斯鲍姆认为,除非人们引入批判性反思,否则无法实现双方的自主性。针对纳斯鲍姆的观点,斯洛特提出三点反对意见,这些批评和反对并不成立,他的相关论述也存在一些疑点。尽管如此,从关系性自主理论的背景下看,斯洛特和纳斯鲍姆在关怀与自主关系问题上仍拥有诸多共识。他们之间最深刻的分歧实际在于,怎样恰当理解自主概念的自治维度。在斯洛特那里,自治是借助批判的自然情感反应回归真实自我的状态;在纳斯鲍姆这里,自治是通过理性反思程序达致合乎规范性标准的真实自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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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廉斯对伦理相对主义的辨析

邓明艳

2022(6):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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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相对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的一支,强调任何伦理主张和伦理实践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背景,伦理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极端的支持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伦理观念和文化,我们都应当予以宽容。但这一主张将文化及相应伦理观念想象成封闭自足的实体,忽视了不同的伦理与文化并非迥然不同、彼此隔绝的存在,反倒引发了种种实质性的冲突。伯纳德·威廉斯对伦理相对主义的辨析有助于澄清“流俗相对主义”的问题所在;但威廉斯提出的“远距离相对主义”也并非一种融贯的主张。因此,伦理相对主义尚不是一种含义明确、融贯自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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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基本伦理价值理念

李桂梅, 邓玉荣

2022(6):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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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价值理念为家庭政策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考量,使家庭政策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家庭政策提供家庭伦理价值理念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是家庭伦理价值理念制度化的载体。家庭政策的基本伦理价值理念主要表现为权利、公正和福利。权利是现代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价值基础,具体体现为社会权利的平等。公正是权利实现的伦理保障,是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价值导向。福利是社会权利平等和公正价值导向的实现,是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价值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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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家庭伦理的本然、历史和未来

沈丽娜

2022(6):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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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将家庭作为伦理的根基,更多地将血缘伦理作为实体性的家庭伦理,忽略了婚姻关系的实体性地位。这种以血缘伦理关系作为家庭实体关系的家庭伦理设计,会带来男女关系不平等、家庭关系失衡等问题。在家庭核心化和提倡主体性的现代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忽略会带来婚姻关系“失魅”、男女关系对立等问题。而考察和提取儒家家庭伦理中本有的血缘逻辑和姻缘逻辑,有助于解释和还原自在自为的家庭中作为主体的家庭成员、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家庭伦理秩序和家庭实体之间的本然规律,有助于解释和克服现实中家庭作为伦理实体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新时代应然层面的家庭的发展、经营更理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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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动与思考边缘上的道德难题

王晓升

2022(6): 1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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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难题的思考既不是要把道德的原理与现实状况联系起来,也不是要找到最终的答案。道德难题是实践理性领域中的问题,而实践理性领域中的道德问题都具有难题的特点。道德难题的思考不同于知识领域中的思考,不是要找到最终的答案,而是一种沉思,是在冲动和思考边缘上的沉思。在这种沉思中,人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意识,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任何一种道德行为同时也可能是不道德的,才可能把这种道德的思考引向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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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的道德责任

简小烜

2022(6):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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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体在“人—机”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人类社会的律师、股票经纪人、演艺经纪人等类似,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它不具有初级利益,仅具有次级利益,是有限道德代理者。按照角色责任理论,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须承担一定的代理责任,但从道德实践来看,它并未如人类代理者一般被问责和追责。这种“问责”与“担责”被分开的有限道德责任是他者维度的道德责任,包含两大内涵：对他者（人类）负责;被他者（人类）所期望和赋值。“为他者”或者说“为人类”,是人工智能体道德责任产生的基础。在他者意义上,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责任被设计、被赋予,也被确立,其实质是一种“趋善避恶”的预期性道德责任,具有强烈的他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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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与古希腊大雅典学派正义观比较研究

李学伟

2022(6): 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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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西正义论之源起,义与正义在其本质论、功能论、与其他重要德目的关系论、形态划分论等多层面都呈现出某些相似与相异。两者总体上以行止合宜与合法为本质内涵,而在涉利行为上则以正当与公平为本质要求,从一般与具体两个角度获得自身规定。两者主要从社会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与交换的角度进行了形态划分,其规范目光分别指向人伦—政治领域和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社会领域。秉承礼治情感主义和法治理性主义,它们各属情义与理义体系。义与正义都强调差异性公平,主张社会分工和差等分配。两者在功能上对培养个体德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定有重要作用。义与正义的比较研究,为厘清中西正义论的异同提供了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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