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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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楼：中国本土商业伦理的实践样本

陆晓禾

2017(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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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换原则、竞争、物化、异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渗透进了非市场领域。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显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来自现实的经济根源,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市场经济无助于传统美德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无法改变造成这种原因的市场经济条件。但从中国泥土中生长起来的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信誉楼,却努力把颠倒的生产目的再颠倒过来,中止异化劳动的红舞鞋,使劳动重新回归人本身,赋予商业、竞争、企业、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以新的理解,不仅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为这一世界性的市场经济伦理难题提供了平凡而伟大的创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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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田旭明

2017(2):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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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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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之本质与其道德地位的关联研究

肖显静

2017(2):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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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与物种是否具有本质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本质有关。“物种个体论”是不成立的,由此,物种不具有如生物个体那样的道德地位。“物种多元论”否认物种具有“自然类”的本质,因此,物种也就不具有“类”意义上的道德地位。“关系本质主义”不是真正的本质主义,由此也不能给物种道德地位的确立以确实支持。只有“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之“理想的‘DNA条形码’”,才能作为物种的“真实本质”,由此也才能使得物种具有内在的、天赋的价值,并据此拥有道德地位。维护物种的道德地位,就是维护这样的本质。鉴于物种的其他概念而伦理地对待物种,不是基于物种自身拥有相应的道德地位,而是基于物种之成员及其环境所拥有的相应的道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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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人性基础

龚天平, 李昭亮

2017(2):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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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人性的关联,是当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探讨的热点问题。当代进化生物学和博弈论都证实,自利可以导向合作,其路径就是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合作并不全然基于个体利益,而且还基于人的社会偏好。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作为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整体性于一身的二重性存在物,其本性是社会交往。但人的交往以竞争与合作为最基本的共生并存的交往形式。合作首先基于利益,同时合作以正义为前提约束,也与人的利他性情感即道德感有机融通。因此,合作具有深厚的人性基础。从本质上说,人就是一个合作性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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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态责任伦理的义理结构

涂可国

2017(2):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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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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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革命：李达与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

任向阳, 李斯

2017(2):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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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当时道德状况的考察及其探索“中国出路”的目的,李达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道德的来源、特点、本质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且用自己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研究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道德革命的发展历程,而且可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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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然即实然：迈农价值论的申述

高新民, 柯文涌

2017(2):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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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价值、事实与应当、实然与应然通常被看作是根本对立的范畴。与胡塞尔同时代的奥地利哲学家、伦理学家迈农把应当、价值等都纳入“对象”范畴,强调世界上有“应当对象”、“价值客体”。由于有这种“打通”,他便顺理成章地取消了传统的学科分界,进而在他的“对象理论”中建立起了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价值论和伦理学。迈农对存在、真、事实、价值、应当等范畴的同时充满着分析色彩和现象学情调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量“远绝常蹊”的见解,至少提出了许多不无思考价值的、能够将认识引向纵深的问题,值得我们在推进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过程中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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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张东辉

2017(2):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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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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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和密尔对民主难题的破解及其伦理价值

钟小燕

2017(2):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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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民主总体上令人满意,但民主的良性运转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民主对人性、人类幸福就会造成极端可怕的后果：公德的缺乏、“集体的平庸”和“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和密尔孜孜寻求民主化时代难题的破解之道——在自由的制度和环境中实现人的品格尤其是高尚品格的培养,这既为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启发与借鉴,又为理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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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幸福的关系辨正

曾建平, 丁玲

2017(2):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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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必需行为,是人们健康幸福生活之基。生存性消费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基础;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精神文明便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秩序、感受幸福的重要因素;在工业社会,消费的意义对消费主体来说不仅是维持自身健康生存的符号,也是表现其文化素养的标签;随着消费主体的消费以温饱型消费为拐点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财富之于消费的幸福边际递减效应,而损害健康的消费自由是幸福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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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合道德性与道德质疑

彭怀祖

2017(2):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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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质疑存在的必要,既是道德特性——利他性、自主性、理想性所决定的,更是消减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必须。通过道德质疑可以鉴别道德行为的真伪,强化市场经济的刚性规范,维护人的尊严,逐步形成抵制功利化过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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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概念的一种哲学伦理学分析

J.A.L.塞雷佐, J.L.洛汉, 万丹

2017(2):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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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概念的含糊性在当今风险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在梳理出目前风险研究的三条路径的基础上,参照Barnes,Putnam,Hacking等人的思路,力图提出一种对于风险概念的新界定方式,力求在规范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严格概率与保留风险研究的多样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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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及其决策伦理探析

闫坤如

2017(2):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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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风险源于核技术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核技术风险因其认知主体的知识状态、认知模式、认知策略等导致核技术风险具有主观建构性,我们通过对公众和核技术专家等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范式进行分析,不同认知主体具有不同的经验,因而存在不同的基本假设、概念体系、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式。在对核技术风险感知的分析基础上,对核技术风险决策伦理规约进行探讨和分析,从而为核技术风险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在规避核电风险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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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

张卫

2017(2): 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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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关系到技术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是技术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具有价值负载性”的命题进行了论证,但在进一步论证“技术为何负载伦理价值”这一命题还不够充分,本文从“自由”、“信息”和“中介”三个角度,把技术的价值负载性的论证推进到技术的伦理价值负载性的层面,从而为技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寻找深层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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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利流氓”之恶

彭立静

2017(2):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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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氓”是现代社会新型的、高智商流氓,专门以专利诉讼为要挟,向高科技公司实施敲诈,谋取暴利。“专利流氓”有着合法的维权外衣,但在道德价值取向上是一种恶。从行为动机上看,专利流氓动机不良;从行为过程来看,专利流氓有违社会正义;从行为结果来看,专利流氓破坏了市场正当竞争秩序,阻碍科技创新与应用,浪费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风气。“专利流氓”的存在与疯长使得以激励创新为目标的专利制度正走向创新的对立面。虽然“专利流氓”目前盛行于西方欧美国家,我国并不具备滋长美国式专利流氓的制度,但我国仍具有诱发专利流氓制度与非制度因素,我们仍需要警惕专利流氓,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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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

邱仁宗

2017(2):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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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的最初来源,有效论证应该具备的条件,“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的假定,“扮演上帝角色”作为论证的困难,并分别考查将“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作为论证应用于安乐死、医生协助自杀、基因技术和合成生物学中伦理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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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王晓敏, 刘星

2017(2):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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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精准医学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是精准医学发展的基础,这种医疗模式的创新极大的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和促进了人们的健康,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疾病观、风险与受益评估、医疗资源的分配公正、知情同意与自主性、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出了挑战,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助力精准医学在我国科学并合乎伦理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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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自然编辑到基因编辑的转变与反思

刘科

2017(2):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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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与进化过程首先是一个自然编辑的过程。技术产生以后,生命的演化就逐渐进入到一个自然与技术共同编辑的时代,技术编辑的程度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直至进入基因编辑的范畴。通过比较自然编辑与基因编辑的关系,分析了这种历史转变所蕴含的革命意义与社会挑战,进而指出对待技术编辑的理性态度。我们不要随意按照“有罪推定”的思维去否定技术、恐惧技术,而是要在理解、包容和规范的框架下去完善技术,为它创设适宜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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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允许做什么?——人胚胎基因编辑之反思平衡

罗会宇, 雷瑞鹏

2017(2):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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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我国黄军就副教授及其团队在《蛋白与细胞》上发表论文,首次公布了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成果,引爆了一场巨大的国际伦理争议。这让我们重新审视对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合理立场。反思平衡方法既不盲从道德判断,也不死守道德原则,强调反复调整和修正判断、规则和原则,以达成信念系统的融贯与平衡。经过反思,我们需要改变以下道德直觉——胚胎是人、编辑人胚胎有损人类尊严、违反后代自主权及导致纳粹优生等。由此得出人胚胎基因编辑的合理立场：因该技术尚不成熟,目前应支持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暂缓临床试验和应用;基于人类尊严、权利责任和公正的维度,应支持医学目的而反对非医学目的人胚胎基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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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反对：儒家养老伦理新论

吴静娴, 范瑞平

2017(2):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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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兴起了一项特殊的权利运动,支持老年痴呆症患者在其疾病早期具有行为能力时签署“生前预嘱”,要求其家人及医护人员在其重度痴呆时不许给他们喂水或喂食,让他们“自愿停止饮食”而死去。本文从儒家伦理视域下的个人利益和专业责任两个维度出发,论证对于这种“生前预嘱”应当进行“良心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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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伦理学视角下good的意义及其汉译研究

姜玲

2017(2):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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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词,good的用法灵活多样,语义复杂多变,是典型的一词多义。它既有道德用法也有非道德用法,既有描述性意义也有评价性意义,这些用法和意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把good理解为“好”,而要根据其出现的上下文进行正确理解,灵活处理,选择恰当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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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围观的伦理审视

郑根成

2017(2): 1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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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围观已经成为当代人们最常规化的行为方式,也已经成为人们全新的信息方式与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社会的治理方式。然而,从伦理的角度看,当下的网络围观也潜藏了诸多值得关注的伦理问题：一方面,草根话语勃兴态势下,话语方式的恶搞化、戏谑化倾向潜藏了意义解构的危机;另一方面,病毒式传播与离轨放大效应也潜藏了道德恐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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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都市美人图中的理与欲

郑林生, 谭媛元

2017(2):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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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都市美人图重塑了传统美人的形象,由过去女性含蓄内敛的形象流向于丰腴妩媚与健康自信。它不只是都市风情的浮华倩影,同时也浸染着民众享乐的性情欲望和道德观念。都市美人图的出现,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的争论。由于它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特殊时期,其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隐性消费的对象,并具有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审美取向,而如何从中协调共存,如何在雅俗共赏之时重新阐述都市美人图中理与欲的辩证关系,乃是本文探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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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湖南省伦理学会年会综述

余露

2017(2):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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