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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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潮流

戴木才, 彭隆辉

2019(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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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不同阶段,法理正当性的确立,使人类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统一了起来。政治的“价值正当性”给予了政治以正当的理由,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与现代政治的重大伦理关系相对应,现代政治伦理体现出从统治政治到生活政治、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从全能政治到权限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民治政治、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等六大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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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法伦理学研究回溯与展望

庞永红, 卢雅丽

2019(5):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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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中国法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其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并在进入新千年后得到深入发展。经过70年的耕耘和努力,国内学界对法伦理学的研究集中在学科构建基本问题、中西法伦理思想的历史探索、法律实践和法律制度的伦理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法伦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法伦理思想研究等方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未来的法伦理研究还需要注重跨学科的交流,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伦理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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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陈勇

2019(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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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都迫切呼唤绿色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其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诠释：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为伦理价值理念和规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伦理价值标准和准则,以永续发展为伦理价值目标和追求。根据对中西方历史上关于绿色发展理念伦理价值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挖掘,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是中西方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结合。必须将其融入道德教育、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行为之中,才能促使人们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真正贯彻和实现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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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社会学的建构性思考

唐代兴

2019(5):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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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孕育的“道德科学”思想,经历涂尔干等人的努力创建起道德社会学,后来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均未能达成整体突破。究其根源,以“道德事实”为对象的道德社会学没有校正自己的方位。严格地讲,道德社会学应该是开放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以探查政治、制度、经济、法律、伦理、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等如何整合推动道德社会变迁的规律为使命,其研究对象应该是“道德社会”及其降落形态“非德社会”。以“道德社会”统摄“丛林社会”“非德社会”“道德社会能力”“道德社会规范”“道德社会培育”“道德社会失范”等概念所形成的范畴体系和以“社会空间”“社会信用”等概念统摄形成的七组核心概念,整合构成道德社会学的概念系统;以此为基本规范,道德社会学的主题是丛林社会向道德社会的生成和道德社会向非德社会降落以及非德社会向道德社会回归的生成动力、功能原理、运作机制,基本任务是系统探讨道德社会的基本问题、规律、功能、动力和道德社会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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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与居住伦理的历史审视与当代建构—基于美好生活的视域

陈丛兰

2019(5):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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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伦理是人类以日常之“居”为沃土,凝聚升华出的一种既浸润生活伦理要义又彰显其神韵,还不断引导人们追问“生活世界”意义和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伦理学类型。居住伦理的核心是由居住产生的人际伦理,人际伦理内含着居民与陌生人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正值“熟人社会”日渐缩小、“陌生人社会”纷至沓来且以“陌生人社会”为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构建与陌生人友善而居的居住伦理势在必行,这既要致力培育居民的法治精神和公共意识,还有继承与超越“熟人社会”的居住伦理,建构集同一与差异共融、理性与情感一体的居住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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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享实现的制度条件

刘艳

2019(5):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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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确立共享道德理念,就是为了实现共享。在实现共享的条件中,制度是必要的和主要的条件。实现共享的制度应该以“由谁共享”“共享什么”和“怎样共享”三方面为内容,分别对共享主体、共享客体和共享方式三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要更好地发挥这些制度的作用,必须既要使有关共享的制度设计具有合理性,又要以各种主体自觉地运行这些制度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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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意蕴与局限

张怀承, 张娟

2019(5):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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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封建专制政治伦理思想向民主政治伦理思想的转变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转型的基本向度,也表征了近代爱国志士们为破除专制、向往民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受空前严重的民族存续危机的激发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掣,康有为融合中西,采撷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择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构建了独具特点的康氏政治伦理思想。他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既具有近代西方启蒙所蕴含的独立、平等、理性的基本精神,又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相悖、自由与民主相离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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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对汉儒经权观的批判与理论建构

赵清文

2019(5):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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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意志自由的发挥给予了充分尊重,既深化和推进了儒家的经权理论,也有着显著的启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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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仁”学考论

魏冰娥

2019(5):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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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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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爱国精神论略

朱承, 康慧芳

2019(5): 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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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古代国家的典型范本。古罗马人在当时的军事制度、市政建设、宗教、法律等多重因素的促进下,产生了对于罗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展现出对于国家的“热爱”。古罗马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建制力量、文化政策、宗教信仰等多个维度来推行“爱国教育”,激发并维系人们对于罗马的忠诚与热爱。古罗马时期“爱国”精神的历史表明,“爱国”精神的塑造及其教育,与国家的文明、繁盛、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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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余露

2019(5):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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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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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信念及合理性辨析

董辉

2019(5):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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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伦理的理念之思,并非一种脱离具体主体性人格和现实情景的抽象玄思,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是基于对教育实践活动之自我纯粹性境界的道德理性诉求与伦理价值期许。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生态（有机）观念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着眼教育的本质,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观念的建构以及实践展开,必须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变动了、变革着的当代世界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现实,着眼并始终贯彻“教育是通向人类美好生活的通途”之一崇高的教育价值理想,着眼健康生命与健全人格养成,以创制、引领新的文明形态的气度,创建具有典范性、超越性的优良的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教育伦理文化的高度,切实推定以灵动的整全性生命、丰盈性的精神世界以及健康高尚人格的养成为基本伦理价值追求的“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建构以及相应的高远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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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师国家德性形象的四层逻辑建构

李长泰

2019(5):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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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公德有国家理性的内在要求和约束,师德凸显了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教师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和体现者。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体现为国家智德形象、国家道德形象、国家风范形象和国家至善形象四个方面,师德建设须以此四层逻辑为过程而建构。师德以国家学问的最高水平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智德水平,师德以国家德性的最高标准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师德以国家风范的外在展示为内容要求教师言行一致、表里合一和谨言慎行,师德以国家至善的最高境界为内容要求教师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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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童年与童年的德育

刘志山, 胡梅妹

2019(5):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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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童年即人类早期的德育。它产生于“原初民”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并在实践中进行着。德育目的服务于生活;德育内容是源于生活且孕育于禁忌规范、图腾文化、神话传说中的习俗性道德;德育方法主要是言传、身教、模仿等方式。人类早期的德育与生活就像孩子与母亲。德育曾经孕育在生活的母体中,而后脱离母体,走向独立。这对今天的童年德育有极大的启示。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德育与生活的关系,这不是要童年德育像原初阶段一样重新回归生活,而是要建构生活、贴近生活、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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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新进展

喻文德

2019(5): 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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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始终围绕公共健康、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这一主线展开探讨,而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公共健康伦理的分析方法与公共健康伦理的教育普及则是其中的理论热点。关于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问题有特定原则、中层原则和主导原则等排序主张。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分析方法有美德伦理方法、公共善方法和罗尔斯主义方法等。让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理解公共健康伦理知识,提高道德能力和培养职业道德情操则是公共健康伦理教育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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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自由：体育的生命伦理审视

郭恒涛, 刘欣然

2019(5):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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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身体性（生命性）与文化性的融合统一。体育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在生命伦理的主体形态中,体育是人身体自由的表现形式,是自我存在的行为展示,是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是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身体的自由是通过生命的积极活动对外在的与内在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束缚的克服而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从生命伦理的视角来看,体育包含了人的生理自在、生物自知、生存自我、生活自觉与存在自由的不同层面,它们构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底层到高端的递进提升的紧密结构。人作为体育的主体,其生命伦理价值的维系主要体现在生理自在的身体属性、生物自知的存在基础、生存自我的本性解释、生活自觉的文化关怀和生命自由的本质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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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

陈万球, 周心怡

2019(5): 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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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干预和增强人类道德的系统性实现,引发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期待与不安、支持与反对的对立。增强派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权利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社会公平、人格特性等问题并不冲突,并能助人以达到“行善”境界。反增强派则主张人类无权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是一种“扮演上帝”的行为,会限制人类自由、扩大社会差距、人格同质化,甚至引发个体安全和社会风险等问题,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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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之比较的伦理追问

彭怀祖

2019(5): 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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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社会的应当问题,应该从多维度展开讨论,人之比较的伦理追问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竞争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它促进社会充满活力,促使财富总量持续提升,然而,竞争引发功利性过强的现象,导致人之比较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使社会形成炫耀与嫉妒等不良风气。必须弘扬独立、自主、平等、尊严等精神,强化持续努力、刻苦努力、努力得当的理念与实践,逐步消减人之比较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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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李桂梅, 贺智慧

2019(5):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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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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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方法

谭培文

2019(5):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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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价值不同之别,更有其方法论之异。对于共同体建构的价值,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与新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虽然字面相同,但其价值方法论迥异。新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实质是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质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同根同源,利己主义之于共同体表现为“民族主义”、单边主义与“成功者逃离”等逆全球化思潮。方法论集体主义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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