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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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何以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

李建华

201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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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先进性

江畅

201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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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王小锡

2013(2):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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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元哲学叙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

胡潇, 黄梅玲

2013(2):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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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作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及其道德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道德批判。他主要以人的“类本质”假设、道德的“类生活”机制、道德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论述为思想架构,对道德的理念、实践、法则做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诠释,形成一系列睿智而独具学理建树的、关于道德的元哲学理念。它们既是生成唯物史观的思想元素,更是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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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道德代价的基本类型

吴灿新

2013(2):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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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代价现象十分复杂,为了更好地认知道德代价问题,有必要对道德代价进行分类。道德代价可以根据不同的视角、标准和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本文概括道德代价的基本类型有:主客性道德代价、时空性道德代价、对象性道德代价、内涵性道德代价、范围性道德代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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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模范和道德苛求的消解——以提升榜样效应为视角

彭怀祖

2013(2):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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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树榜样是营造道德氛围、彰显道德力量的重要途径,目前,道德榜样作用的提升尚有较大的空间。影响榜样力量展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苛求的存在是重要原因。对榜样及其行为的过高要求是道德苛求的一方面表现,它认为榜样及其行为应是完美无缺的。深入剖析道德苛求的由来、弊端及纠正,可以为提升榜样教育作用提供理性支撑,使人们对榜样有较为准确的定位,从而切实发挥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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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语词考源

焦国成

2013(2):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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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善”语词的用法虽然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无不指向“好生活”。“善”语词的本原性意义蕴含于“善”字的内在结构之中。“善”字从“羊”从“誩”,与膳相通,字面意思是竞言羊为美味。其本原性含义包含着俗、神二谛,其世俗谛是古人对以羊肉为代表的美食的称道和希冀,其神学谛则是事神以致吉祥。“善”的伦理义内在地包含于活人与先人的伦理关系对待之中。而羊,在这种关系调解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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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伦理思想的近代民主启蒙元素——《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

陈谷嘉

2013(2):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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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集中表述了黄宗羲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批判,憧憬着美好未来,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进行了设计,其中最突出的是期待社会变革,由“天下为主,君为客”取代“君为主,天下为客”制度,实现社会民主化,在其伦理思想表示出鲜明的近代民主的启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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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唐土红

2013(2):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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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 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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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道德解脱理论述评

金杨华, 吕灿灿, 曲亮

2013(2):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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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解脱机制是一系列使道德自我调整过程无效的认知机制,对这个机制的研究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经常在做非伦理决策时没有明显的负罪感或自责心理。基于对道德解脱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分类总结了道德解脱的具体作用机制,从伦理决策过程角度分析道德解脱机制对个体和组织伦理决策的影响,并立足中国的特殊情境对道德解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强调组织领域的道德解脱研究将有利于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组织伦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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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郁乐

2013(2):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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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实践理性动机的理论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定言命令的奠基意义不仅局限于规范伦理学,也为解决德性动力学问题提供了基础;德性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对感性产生作用,使人在德性法则面前感到谦卑,因而对德性法则产生敬重;敬重作为“能被先天认识的并看出其必然性的唯一情感”,是德性唯一纯粹的动机;敬重概念还确立了人所能够达到的德性层次——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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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非自然性质——摩尔思想变迁考

杨松

2013(2):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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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善是非自然性质”这一观点的阐述并不令人信服,遭到了布劳德等人的批评。摩尔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吸收他人的合理见解,思想上产生了不小的变化。尽管摩尔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就其对西方元伦理学的贡献和其“踏实求真”的学术态度而言,他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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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德”建设与体制改革

宋惠昌

2013(2):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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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代,人们的道德状况总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则是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历史发展水平的反映。在当代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其体制、机制,都有了根本性变革,包括党政干部在内,大多数人的思想道德面貌相应地发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变化,并且必然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上升更高历史阶段。应该有信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干部的职业道德,必将提高到应有的历史水平上去。但是,目前一些干部中的腐败问题,其严重程度和恶劣影响,是决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制度上的某些弊端。所以,必须要把干部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切实抓好,形成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可靠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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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美德及其实现路径

左高山, 伍香

2013(2):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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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美德是指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或人格特质。行政美德可以从理智美德、伦理美德、道德美德和性情美德四个方面细分为行政智慧、行政忠诚、行政诚信和行政廉洁,我们要防止将行政美德碎片化,要注意其统一性。由于民众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始终充满着期待,因此践行行政美德是捍卫行政荣誉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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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陈文娟

2013(2):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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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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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入法的道德困境

聂长建

2013(2):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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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从道德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种。对于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和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前者严重违背基本道德,后者不违背基本道德,前者入法后者不入法,争议不大。使道德陷入困境的是“利人利己”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情形,一个和受害对象并无特殊关系和联系的普通民众,在施救对自身并无危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施救,法律是否有此要求,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自身并无伤害的施救并不是高级道德的要求,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道德的要求,而基本道德的要求通常体现在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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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亲属法的伦理精神

曹贤信

2013(2):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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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法的伦理精神以婚姻家庭伦理在人性假设上的逻辑推演为基石,型塑于自由、平等、人道之原理,贯注于婚姻家庭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之理性精神,体现为亲属法上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的伦理观念,以实现个体幸福和家庭和谐的最终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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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实体的宗法模式与唐律的内生逻辑分析

周斌

2013(2):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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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准乎礼”法理逻辑的伦理建构,是从纵深层面探究唐律礼法融合的内在进路,以动态式的概念推演来揭示唐律的法理逻辑渊源。具体而言,就是以“仁”作为“一准乎礼”的论证基点,以“仁者人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法律终极诉求,从而催生出“己、家、国”之实体层面的逻辑递进性,这是以“仁”—“己”之间的规定性为逻辑起点、以“家国一体”为法律运行环境而构建“一准乎礼”法理逻辑演化的载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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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道德生活的特点

彭定光

2013(2):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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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德生活在其性质上与以往封建朝代无异。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满族变成统治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使清代道德生活具有道德制度化程度的提高造成道德虚伪的流行、首崇满洲、士人明哲保身、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和妇女命运悲惨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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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与私的抵牾与和谐——一种中西比较的伦理视角

于建东

2013(2):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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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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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伦理思潮对服饰风尚的影响

蒋建辉

2013(2): 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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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玄学兴起,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明教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受伦理思潮的流变影响,服饰礼仪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出现不合名教礼制的反叛和个性化发展。研究魏晋时期的服饰风尚,可以使我们从服饰和伦理两个层面把握传统文化,为当前服饰时尚审美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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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消费安全的伦理思考

徐新

2013(2):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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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消费安全问题,表现为国家或政府为全体消费者提供一套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以及这套体系有效性的欠缺与消费者实现自己消费安全这个基本权利之间的一个矛盾。食品消费不安全不仅仅是市场公平交易的经济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公正安排问题。普遍信任构成了实现食品消费安全所必需的社会伦理条件。食品消费不安全的矫正,需要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政府监管的到位和规范,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纠正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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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伦理审视

朱俊林

2013(2): 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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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水稻能够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代表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方向。从转基因水稻的研究到转基因大米摆上我们的餐桌,中间必然要经过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环节。目前,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之所以引发全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在于两点:一是以现在的技术生产出来的转基因水稻,还具有安全的不确定性;二是转基因大米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人体试验的伦理争议。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要得到伦理上的辩护,首先,要用新的转基因策略,如创制智能不育系等,使得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之后,再进行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第二,必需遵循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伦理原则:个人知情同意原则、不伤害原则、公平分配利益与承担风险原则;最后,人体试验要严格依照相关管理程序提交申请,由特设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议批准后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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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传播问题初探:伦理与传播的综合视角

尹金凤

2013(2): 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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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具有伦理属性,食品安全传播应受安全、健康、文明三个伦理维度的制约。但我国食品安全传播存在诸多问题,如食品广告和节目传播缺乏伦理维度;食品安全新闻报道频现伦理冲突:新闻报道语言与食品安全语言内在规范冲突,污名化报道方式与企业健康发展冲突,虚假监督报道与建构媒体公信力冲突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人们的饮食生活、媒体公信力建构以及社会发展都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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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对照试验的伦理辩护

王晓敏, 田勇泉

2013(2):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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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试验中,当存在有效治疗方法时,采用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否合乎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反对者低估了临床研究方法学和伦理学的复杂性,忽视了安慰剂对照试验的适用范围。方法学或科学上的必要性是安慰剂对照试验道德合理性的首要条件。安慰剂对照试验如果符合合理的风险/收益评估比以及“合理可得”或“可持续”标准,在缺乏检测敏感性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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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问题的伦理学分析

孟凡平, 钱广荣

2013(2): 1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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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一种“社会恶”,其不仅在现实层面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目标上阻碍和谐社会建设,而且在心理层面影响人的幸福感知,从精神层面动摇国家和民族的伦理基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伦理学视角看,其形成原因一是制度设计内蕴的伦理缺陷所致,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贫富差距,政策倾斜造成地区之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行政性行业垄断导致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缺失使得反贫困乏力等;二是非制度性因素的道德失范,如权力腐败和非法致富,贫困亚文化的道德惰性等。消除我国贫富分化现象应注重制度伦理建设,匡扶社会正义;秉持“善治”理念,维护社会公平;培养贫困群体积极的自我体验,引导其主动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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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伦理的探索与反思——“第八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欧阳辉纯, 覃青必, 唐贤秋

2013(2):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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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慈善·和谐” ——全国经济伦理文化学术论坛综述

王银春, 蒋欢宜

2013(2):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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