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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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的三重阐释、发展向度与时代价值

陈勇, 李明珠

202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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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和深厚哲理意蕴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三重阐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统一于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的形成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定位、定路和定法问题。从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三重发展向度对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进行探讨,有助于认识其精神实质和创新底色,把握其历史涵养、理论逻辑和政治意蕴。习近平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和体现在创立和坚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论、形成和把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论、构建和运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论、书写和绘就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篇章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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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道德批判

钟贞山, 王希金

2021(6):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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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进步的价值,否定人向善、求善和行善的生存方式,试图通过质疑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偷换指导思想、编造历史细节、蚀扰记忆传承等手段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记忆。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违背记忆伦理、丑化党的集体道德记忆主体、歪曲党的集体道德记忆内涵、搅乱党的集体道德记忆谱系等严峻挑战,应该大力推进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法治化进程,掌握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话语权和建构权,运用人工记忆手段刻写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记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演进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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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存在与德：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唐代兴

2021(6):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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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虽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很成熟的学科,但诸如道德与美德、功利与道义、意愿与规范、权利与责任、动机与目的等根本问题至今仍处于待辩明的状态,而这种待辩明的状态也折射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的偏离和研究范围的模糊。梳理流行的各种关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定义,可以揭示其偏离性根源所在,根据“符合性”和“对应性”原则,抉发并论证伦理学研究的自身对象,明确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伦理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既不是善、德性,也不是道德、伦理关系或道德语言,而是能够统摄自然伦理和人类伦理的“伦理存在”;以此出发,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功利论和道义论伦理方法,此三者整合建构起伦理学研究的开放性视域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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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伦理学的科学性

彭定光

2021(6):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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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科学性问题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所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关系到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伦理学内容的可靠性、衡量伦理思想的尺度、道德的权威性、伦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引导、道德实践选择的合理化、道德实践效果的优化和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缓解,因而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科学性是伦理学的主要属性和内在品格,由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所决定,通过伦理学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伦理思维和伦理学内容的科学性表现出来。它要求伦理学学者端正其学术态度,追寻伦理学的立论基础并辩证地对待各种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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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语言的发展路径

向玉乔, 王旖萱

2021(6):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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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语言是由中华民族创造、主要由中华民族使用、以表达中华民族的伦理价值诉求为主的一个规范性语言体系。它具有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三条发展路径。民间是中国道德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最广阔场域,它为中国人民创造中国道德语言和推动中国道德语言不断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官方的主要职责是引导中国道德语言的发展,对中国道德语言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行政性规范。除了沿着民间和官方的路径发展,中国道德语言还具有在学术界发展的路径。中国学者开展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提出概念,建构思想,为中国道德语言注入学术性元素,从而成为中国道德语言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中国道德语言的发展沿着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三条路径展开,但这三条路径并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具有交叉融合的空间,但这种融合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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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语》道德判断建构的三类模式

郭桥

2021(6):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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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对话集”,《论语》一书记录了诸多道德判断。这些判断往往不是以孤立的独断方式存在,而是作为某个说理过程的构成要件出现。通过对《论语》的文本调查,可以发现这些说理过程大多涉及三类八种模式。其中,三类模式是：“诉诸事实”“诉诸理”“诉诸结果”。这些模式的存在,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论语》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新的窗口;同时它也表明,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的道德判断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论证,其思想具有论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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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公德

孔文清

2021(6):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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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公德是处理私人与团体关系时的道德,它既表现为个人对团体的义务,也表现为团体对其成员的义务。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团体、国家,所以中国人缺乏公德。梁漱溟坚持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角度界定公德,避免了将人际关系与空间混杂起来,并且认为公德既包含个人对团体的道德义务,也包含团体对个人的道德义务,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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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论中规则与美德统一性的宇宙论论证

毛朝晖

2021(6):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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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伦理学是否构成一种独立的规则伦理学理论?这是西方美德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争议。儒家学者一般都认为规则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各有其领域,但规则与美德具有统一性。陈来、刘余莉、宋健三位儒家学者主要基于孔子的礼论提供了两种本体论论证和一种伦理学论证。本文通过对荀子礼论的诠释,论证在荀子的礼论中,规则与美德是自然人性与社会建构、“天”与“人”、“性”与“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是由荀子的宇宙论奠基的。这里所谓的“统一性”,是指规则与美德共同构成荀子“善”概念的两个要件,而且是相互建构,不能彼此还原的。对荀子礼论的这一诠释为儒家伦理学中规则与美德的统一性提供了一种宇宙论论证。在这个过程中,美德伦理学在实践领域的独立性也得以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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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论德性是否可教

田书峰

2021(6):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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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拉底来说,“德性即知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论就是：德性是可教的,因为德性的知识本质决定了德性是可教的。但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德性的“可教”与智者所理解和实践的德性的“可教”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德性的教授并不是一种如智者们所说的技术性的知识兜售或转运,相反,苏格拉底在《美诺》中通过“回忆说”提出,德性是可教的与知识源于人的内在本性并不冲突,而是并行不悖的。德性的可教性在于教育者通过与学徒的活生生的问答式对话和交流帮助他回忆起已然存在于自己心灵中的德性知识,这也就是“λóγον διδóναι”（给出原因性的解释）的过程。如此,学徒能够从游移不定的模糊意见状态进入到稳固不动的明晰知识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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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正义——基于柏拉图、霍布斯和休谟的考察

盛传捷

2021(6):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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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法拒绝的利益诱惑,可以通过不正义手段获取它却又不会受到惩罚时,为什么仍要捍卫正义原则?这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柏拉图运用“盖吉斯之戒”的故事提出了这个疑问。后世的霍布斯和休谟试图使用“间接利己主义”论证策略来回应这个问题。霍布斯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违背正义原则可以获取额外好处,但这最终会有损违背正义原则的人自身的利益。休谟继承并丰富了霍布斯的论证策略。虽然休谟反对霍布斯有关人性完全自私的假设,但同样认为损害正义原则最终会有损包括了不正义之人自身利益在内的“共同利益”。柏拉图在其回应方案中考虑了与霍布斯、休谟“间接利己主义”类似的论证策略,但认为其存在缺陷,即它不能否认违背正义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获得额外的利益。于是他采用了“直接利己主义”的论证策略来说明捍卫正义原则的人会得到直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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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的悖论——试析关于康德自主性概念的两种诠释

陈杨

2021(6):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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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立法的自主”的概念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地,康德论证说主体的自由意味着主体能够进行“自我立法”,即在行动上获得自主性,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康德看来,只有自主的行动才是道德的。然而,根据以平卡德为代表的当代学者的诠释,这种自主性概念可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悖论。为了解决这个悖论,科斯嘉德发展出了一套关于自主性的“自我塑造”的诠释。但是,这种新的诠释并不成功,仍然会引起新的悖论。康德所要求的自主性似乎在理性主体的第一人称维度很难实现。而利用心灵哲学中的“集体意向性”概念,自主性可以在一种主体间性的维度得到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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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恩的平等主义精神与职业选择自由的不相容性

吴峰鑫

2021(6): 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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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G.A.科恩认为,可以借助原则性承诺和同感的共同作用,形成一种平等主义精神,进而解决自由、平等、帕累托最优不相容的三难困境。然而,这种伦理解决方案被认为会引发“限制担忧”、违背个人自主性、依赖帕累托精神等问题。面对这些质疑,科恩的伦理解决方案是存在可辩护空间的。但另一方面,为科恩所作出的辩护最终都无法克服科恩伦理解决方案的内在困境,即科恩的平等主义精神并不能相容于职业选择的自由。此外,我们还将论证科恩的伦理解决方案在何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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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主义正义义务观及其批判

伏佳佳

2021(6):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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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全球化不再是国际政治中普遍必然的目标,围绕正义义务的国家边界论争也日趋热烈。在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张力下,国内正义、全球正义、国际正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明晰的。尤其在全球性危机频发和保守主义升温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正义义务观逐渐成为逆全球化政策的理论依据和价值规范。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曾经为正义义务观打下普遍主义和先验主义基础的政治自由主义成了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国内正义的特殊性和偏爱同胞的正当性则正在成为当代保守主义政治的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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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易学尧

2021(6): 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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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德治思想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并且创造性地把“仁”的精神导入礼制,使道德与政治连为一体。考察孔子德治思想现代性的意义,离不开孔子德治思想自身的内涵。这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强调的是由内而外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突出的是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其中,居上位者的伦理表率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居上位者的伦理表率始于“身教重于言教”的伦理逻辑起点,基于“知、情、意、行”的伦理逻辑四个层面,要求居上位者树立伦理表率理念的四个系统维度：“正己正人”伦理认知的首要前提、“仁者爱人”伦理情感的内涵基础、“克己复礼”伦理意志的内生动力和“选贤任能”伦理行为的实践旨归。在现代视域中继承与探寻孔子德治思想,倡导和发扬孔子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理念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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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之君臣遇合伦理探论

刘子珍

2021(6):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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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所载君臣观既注重君主教化,上下各有其修,同时也强调君臣政治主体地位平等,尊重双方正当利益。《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跳出诸子义利之辨学理上的讨论,从现实政治实践出发,在重视“义”的三代政治传统价值的同时,又肯定“利”的正当性,而这与战国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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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的伦理探析

冯国锋

2021(6):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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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是人们基于圈子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情感态度、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总和。“重关系”“重人情”“重伦理”“重关照”是其主要内涵。它因有利于人们情感需要的满足、实现互助合作和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正价值而备受推崇,同时又因不利于社会优良道德的形成、不利于法治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以及良好人格的形成等负价值而饱受指责。所以,对待圈子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又不能全面肯定,而应通过继承和创新使之合理发展,抑其恶扬其善。为此,矫治圈子文化,应该以平等公正为本行忠恕之道,消除不当的自己人意识;由亲亲仁爱转向宽容博爱,扭转圈子文化的封闭性思维;以义统礼、以礼治情,纠正圈子文化不当的人情思想;正私德、养公德,消解圈子文化自我主义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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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的现代审视与道德批判

阳旸, 刘姝雯

2021(6): 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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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在天然具有道德属性,虽然其道德属性蕴含积极因素,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伦理道德批判否定了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无止境汲取利润与自我增殖中支配各种生产要素、剥削与异化生产者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逻辑“去道德化”的趋势突破法律、违背道德,驱使人依自利与贪婪的本性而行动,导致公德秩序、精神基础与文化逻辑被侵蚀、瓦解与重塑。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更是助长资本逻辑扩张权力,支配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加剧两极分化以及价值关系的颠倒与扭曲,造成生态破坏、经济危机、道德滑坡等问题。因此,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社会和谐思想驾驭资本逻辑,建立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体系来约束资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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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乡土伦理的重建

吴青熹

2021(6):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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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乡土伦理不仅嵌入在农耕经济与地方性的初级社会共同体之中,更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之中。近代以来,这种“嵌入性伦理”受到国家与市场双重力量的强大影响。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村伦理的建构需要面对两个现代性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二是市场经济力量的冲击。乡村伦理只有“嵌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市场理性以及作为现代性的工业化浪潮中,才能形成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伦理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乡村伦理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意义。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使得中国乡土伦理以“德治”的方式,有机地嵌入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而得以“重构”。通过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来重构乡村伦理,一方面可以使乡村伦理与现代国家建设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法治精神相结合,从而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和现代性地方公共精神。这既是乡村伦理重构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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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表彰之物质奖励问题探赜

孟凡平

2021(6):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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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奖励是指行政主体给予做出善行的道德主体一定的物质利益,以奖励道德主体的善行带来的收益或弥补其因行善而遭受的损失的一种道德表彰方式。道德表彰需要物质奖励强化其价值内涵、完善其激励功能、实现其扬善目的。物质奖励也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道德表彰的工具理性,充实了道德表彰的价值内涵,夯实了道德表彰的意义根基。要切实发挥物质奖励的价值和功能,不仅要防止奖励随意或奖励苛刻的情形,还要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更要防范“明码标价”等影响社会风气的问题,因此,在具体落实物质奖励政策时应该严格物质奖励条件和标准,理性把握善行的评价依据,制定适度合理的物质奖励制度,由专门机构负责物质奖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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