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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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伦理学——曾钊新伦理思想的审美维度

曹刚

2017(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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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道德是分层的,富勒就曾将其分为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并用美学与法学来区别两者。一是高低之别：前者是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后者是有序社会的基本要求;二是内外之别：前者是内在于自我的超越指向,后者是主体间的处世之道;三是软硬之别;前者是自律的,后者是他律的。这种区别指明了,前者趋向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内含于伦理学中的美学维度,而后者是道德与法律所共同指向的社会基本要求,是接近于法学的。应该说,富勒很好地揭示了伦理学内含着的美学和法学两个维度,但在当代的伦理学研究中,寻求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成为规范伦理学的主要使命,底线伦理、程序正义、重叠共识等成了伦理学的主题词。与此对应,美德、牺牲、榜样等道德概念却被谨慎地对待,甚至是边缘化了。伦理学仿佛成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显然,伦理学的法学维度被强化了,美学维度则失落了。所幸,在曾钊新先生的伦理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道德生活实践都需要拯救和呈现的美的维度,看到了一种美的伦理学,看到了镶嵌在伦理学花冠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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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如何走向共享——从考克斯商业原则谈起

廖加林

2017(5):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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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殖的本质和对利润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基于“共生”、“人格尊严”理念的考克斯商业（伦理）原则,批判和否定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误导,提倡道德资本主义。这代表着当今时代资本的一种道德努力或觉醒,的确值得我们期待。企业应追求“整体的自我利益”,承担起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自我利益而走向共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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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余露

2017(5):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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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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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对主义：论争与价值

左高山, 胡蝶花

2017(5):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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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对主义既非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亦非某一时代的道德思潮,而是伦理思想史上长期出现的一种思想倾向。学者们围绕道德相对主义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充满敌意、对立和冲突中推动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众多的道德理论。当代学者不再拘泥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研究,而是转向发掘道德相对主义的多样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进而重视道德相对主义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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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逻辑起点与进程

钱广荣

2017(5):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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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张力。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具备体现中国道德国情、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反对各种“中国式”旧道德和培育革命新道德的中国特色,同时展现其独特的阐述方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的内在品质,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培育中国道德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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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信及其三重阻碍

任建东, 张永超

2017(5):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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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信是人们在其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一种价值肯定、价值抉断并准备身体力行的行为状态,是信仰层面的坚定、判断层面的坚持、行为层面的坚守。道德自信是文化自信之根,决定着文化的发展走向,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性标志,是文化的内核。道德自信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制度性障碍是当前提高道德自信必须扫除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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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吕本修

2017(5):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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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人的精神标识。先秦儒家孝德思想是中国孝文化的源头,它发端于夏商,萌芽于西周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内容丰富,养亲、敬亲、谏亲、安亲与丧祭等内容自成系统。这一思想系统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当代价值作出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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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叶丹

2017(5):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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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贞观政治集团治世期间,其将乱世快速转为盛世,在国家统治上常怀畏惧,勤政为民,各当其任,同心协力,开创了政治清明的大治局面,形成了独特的官德思想体系。《贞观政要》书中的克己修身、勤政为民,居安思危、慎行抑欲,谏言至上、诚信任贤等丰富的治国思想和官德思想,展现了唐朝贞观王朝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其中的官德思想能够为现代经济体制急剧转型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道路指出可行路径,为执政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官德建设找到立足本国国情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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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夏天静

2017(5):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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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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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道德哲学新探

李佩桦, 徐孙铭

2017(5):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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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通常被认为是释《易》之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哲学思想,但目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教科书多不见对《易传》伦理道德思想的阐述,这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有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上对《易传》的道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系统的阐释：一、依据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阐述《易传》阴阳相反相成而为“易”（即“变”）、“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本体论,人道本于天道,故人要成就自己,就必须“继善成性”,人之所以能够“继善成性”的依据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二、“继善成性”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修业进德”即内修其身与开物成务,其原则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具体方法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三、“修业进德”的境界是“圣人气象”即“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的圣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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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张虎

2017(5):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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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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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王强, 姜婷

2017(5): 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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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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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分配何以可能——以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平等观及其争论为例

汪沛

2017(5):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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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在《平等的观念》一文中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两个角度分别批评了康德伦理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了道德主体的认知维度,并以此确立了建立在理解善事物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方式。诺齐克与古特曼对威廉姆斯的批评落实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并没有触及根本的伦理学理论。相对而言沃尔泽的批评则更具建设性,弥补了威廉姆斯方法论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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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女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行政伦理关怀

王翠绒, 豆小红, 李芝

2017(5):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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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独生女儿农户是特别时期、特定政策和特殊意愿共同作用的弱势群体。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和实例,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照护资本等方面探究了独生女儿农户生计脆弱度不断加深、脆弱面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独生女儿农户生计的脆弱亟待行政主体从行政责任和行政良心方面,加强对未来这个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增加生计资本、降低脆弱风险、破解脆弱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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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意蕴

孙欢, 廖小平

2017(5):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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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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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服从的多重辩护

张秀

2017(5):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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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服从法律是一项政治义务,而不是单纯的法律义务。公民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律,而是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辨认和确认法律的正当性,在服从法律的过程中推进法治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在现代国家推进法治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公民对法律的服从至少需要思考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公民的自愿性,如何提升公民的守法意识;其二是法律的正当性,即法律必须是正当的,符合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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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信息价值开发的伦理问题

李伦, 李波

2017(5):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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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已成为21世纪的新石油,各国政府相继提出发展大数据战略。借助大数据收集、存储和挖掘等技术,大数据信息所蕴含的潜在价值不断得到开发,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大数据信息价值开发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伦理问题,如隐私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信息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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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办公现象的伦理审视

刘永春

2017(5):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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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办公又简称移动办公和居家办公,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从伦理学视角审视这一现象,可以说SOHO办公的出现和发展是劳动方式上的一场道德进步。因为SOHO办公增强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提升了普通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现代劳动组织和劳动文化中的不平等现象,推动了劳动平等理念的实现;促进了劳动与休闲、劳动与家庭的融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变革。对SOHO办公道德性质的质疑源于SOHO办公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制度等方面还有诸多地方不够完善,但是这并不会对它的道德性质构成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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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

王萌

2017(5):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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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仰仗着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而自认为已经充分实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生态危机的发生则表明现代人所倡导的这种征服性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幻象。随着现代性征服自然之自由的破产,“什么是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当代人面前。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应当是：生态必然性关照生物必然性的认识论自由,人与自然本质一体而无外物与人对立的本体论自由,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而实现的实践论自由。三者一致归旨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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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职人员德性评价模型——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秦洁

2017(5):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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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职人员德性结构包括政治德性、行政德性、公共德性和家庭德性,这四部分德性及其德目,共同组成当代国家公职人员的德性谱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建构评价模型,并对国家公职人员德性状况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当前公职人员“德”的考评办法的有益补充,而且能够较为精准地调查他们德性品质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有利于提升其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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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竞技体育主体的道德需要

王根

2017(5):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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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主体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竞技体育所有的参与者;从狭义上来说,则主要指竞技体育的直接参与者——运动员。竞技体育主体的道德需要是其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这种道德需要体现为主体内在的道德素养和运动外在的道德规范。竞技体育主体的道德需要对竞技体育主体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主体的道德能力和完善体育制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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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建构主义进路

李隼, 江传月

2017(5): 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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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上看,患者伦理的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借鉴建构主义的理论,是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一种新进路,具体包括借鉴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构建“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借鉴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理论,构建医患双方共同价值观念,借鉴建构主义的交往关系理论,在医患之间开展符合主体间性关系要求的平等对话。这个新进路的着力点是构建患者伦理原则,即尊重与自主性原则、理解与信任原则、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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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户精准扶贫的乡村金融正义初探

李维扬, 谭燕芝

2017(5):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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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金融扶贫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扶贫方式。确保金融正义在农村金融市场顺利实现是扶贫成效是否显著的关键所在,这牵涉到政府、监管者、银行、信用环境、地区经济结构、贫困户等方方面面。社会责任感缺失是造成金融扶贫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政府、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尚未形成造血式的良性循环,乡村金融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套可循序操作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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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正义与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泰轲

2017(5): 13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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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正义研究的创新成果——评靳凤林的《追求阶层正义》

谢超

2017(5): 13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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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化研究的奇葩——评《中华德文化研究》

许建良

2017(5): 139-140.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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