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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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人生价值论——以中国传统文化解读机器人

张立文

2018(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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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死而探索价值,因苦短而追求意义。在信息智能时代,人生价值和意义遭到颠覆性的挑战,在日常生活和政、经、文、军中类人机器人抢走了人的饭碗,但也创造更多的新职业、新饭碗。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就要“认识你自己”,人类经历从二足无毛的动物到理性、符号的动物到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的探赜,至今也没有完结。这是一个人类逐渐自我觉醒、自我解放、自我实践的砥砺过程。人生在世,是最珍贵、最具价值的。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人生价值的精华,以为当今的借鉴、吸收和发扬。价值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并围绕人而展开。它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构成,支配人类生活活动的依据和取向,指引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法、情绪表现、思想意识的倾向和趋势。人生价值在历史逻辑的演变中,体现为人生价值是传统性的和合存在、历史性的和合存在、文化性的和合存在、日新性的和合存在、体贴性的和合存在。其和合存在必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融突和合,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为此,需要人生机生,并育并长。生命诚可贵,类人机器人、克隆人,唯有在不违反伦理道德的前提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运机运,共建美好。在人机命运联通、人机一体化中共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人权机权,共造平等。若类人机器人作为公民,就可与人类共造、共享平等权利;人机价值,共享尊严。人类应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胸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尊重类人机器人的权利,构建互利合作的人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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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论视域中的榜样教育——以雷锋精神为范本

高国希

2018(4):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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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理论中的“榜样”,作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体现了学习者的理想人格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征服”人心。人格的影响力是全面的、综合的、难以分离抽析的。榜样,带给人情感的激发,发乎情,给人以情感的吸引力、感染力,因而榜样体现了道德之美,是审美的体验,触动心灵深处。榜样,体现了道德“楷模”、“范式”、“模范”、“标准”,是应有的“知”“情”“意”“行”。这是与规范伦理风格迥异的视角,构成了德性伦理学的主旨。雷锋精神在多方面都是德性伦理的卓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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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思想史的视角、对象与基础

李义天

2018(4):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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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教授的《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本）通过设定一种较为宽泛的“德性思想”范畴,对西方历史上的德性思想进行汇总、整理和提炼,对它们的表述内容及逻辑关联予以揭示,详尽描绘出一幅西方世界自古典时期以来的各种德性思想不断呈现和展开的整体历史画卷。该书有效地区分了“德性思想”、“德性论”、“德性伦理”等概念,并试图通过“个人德性”和“社会德性”两条线索而展现西方德性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整性。但是,德性思想的基础仍应侧重于个人德性,而个人德性的基础仍应奠定于心理问题。梳理并澄清伦理学史上的心灵概念和心理知识,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德性概念、德性思想及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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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贡献及其现代价值

周中之, 苏令银, 周治华

2018(4):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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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时期,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义利问题成为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治国理政中的伦理问题成为重点问题,奢俭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对传统的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点,提出了以义利兼顾为基础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崇俭黜奢”的观点,提出了在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点,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伦理辩护。这些突破对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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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事父母”的三维境遇及应对理路

路丙辉

2018(4):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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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道德建设中“善事父母”方面存在的问题令人堪忧已是不争的事实,突出地表现为子辈态度之维的不愿、条件之维的不能、能力之维的不会等善事父母的三维境遇。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这与新时期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尚未确定、东西方家庭伦理文明互鉴的成果有待沉淀、社会道德规范及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有直接关联。应对善事父母的此类境遇,应以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为基础,加快理论创新和顶层设计;以各级学校教育为阵地,促进家庭道德的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建立家庭预警、社区监督、学校教育、单位奖惩“四位一体”的管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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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特色与实践效应

韩玉胜

2018(4):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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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推行和参与乡约是贯穿阳明后学地方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共同的学术传承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追求使得阳明弟子在乡约事业上共同参与、相互支持、相互借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在明代基层社会掀起一场以乡约为载体的乡村教化运动。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最大特色是它所展现出的鲜明的阳明心学色彩,他们将举乡约视为一项拯救乡村社会世道人心的“治心”举措,要求约众以戒慎恐惧、省察克制之心时刻警惕自身的细微恶念,特别重视“良知”在践约实效中的关键作用和特殊意义。阳明后学将阳明思想那种专注行为主体内心的严格细致的修养功夫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义,在民间社会开辟了一条面向一般民众、可具操作的成德路径,推动了阳明学说尤其良知之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落实与认可。这种以心学为精神内核的乡约道德教化又与当时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圣谕、根深蒂固且信众广泛的民间宗教、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不断推动着晚明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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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唐梵凌, 蔡方鹿

2018(4):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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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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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特的亚最大化后果主义

龚群

2018(4):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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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特（Slote,Michael）早期是一个后果主义者,他提出了一种称之为“亚最大化后果主义”或“满足的后果主义”的理论。斯洛特的满足的后果主义,首先是从经济学上关于满足为好的要求出发,进而提出他的哲学上的满足论。但由于他是从个人欲望和自己的亲人的需要满足的意义上来看待行为的后果,因而他的理论不仅在概念内涵上,而且在满足的层次意义上,都遭受到了人们的批评。这种批评表明,斯洛特修改和提出新版本的后果主义理论并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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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的“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问题

黄泰轲

2018(4):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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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伦理学问题。鲍曼反对站在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有待纠正的异常者”及对其采取同化或排斥的态度,赞成后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值得保护的差异者”及对其采取道德关切的态度。鲍曼认为,只有意识到“陌生人”之“优先于我”的道德地位,履行“为他者而在”的道德责任,人类才有在“陌生人社会”中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鲍曼对“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的思考为化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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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宗宣, 葛晨虹

2018(4):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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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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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

高佳, 李伦

2018(4):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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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增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增强认知力的手段和干预措施更高效、多样化,但也使其面临更为严峻的伦理挑战,有关认知增强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文从伦理学的视角全面地介绍了认知增强技术主要有认知增强药物、基因干预技术、神经刺激技术、电子机械增强和复合性认知增强技术五种类型,及其引发的安全、公正、自主、尊严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和该技术的相关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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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挑战与应对

王军

2018(4): 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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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哲学争论,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争论最为激烈。哲学争论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与挑战,诸如道德决策风险、社会伦理问题、主体人存在与发展的伦理问题等。而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须以马克思科技史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从伦理制度建设、人工智能监督等方面着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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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诚信的制度逻辑

周静

2018(4):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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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网络诚信制度建设具有必要性,它是道德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应对网络诚信特殊性的客观要求和维持公正的网络经济秩序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构建网络诚信制度具有可能性,顶层设计指引制度方向,诚信文化创造环境基础。网络诚信制度是一个体系,具体包括网络诚信法律制度、网络诚信管理制度、网络诚信责任制度等。网络诚信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网民对于诚信制度认同与遵守以及行业组织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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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工智能的形式伦理及其逻辑基础

王淑庆

2018(4): 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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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人工智能体具备道德决策能力,一种可设想的工作是基于形式伦理,即把伦理原则或规则形式化。形式伦理学的初衷并不是面向人工智能,但其做法却适用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形式表达必须基于某种逻辑语言及其推理规则,经典逻辑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发展和道德、行动相关的逻辑来适应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需求。最为著名道义逻辑为形式伦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应该把它和心智逻辑结合起来。从人工智能体实施行动的过程来看,能动性逻辑是表达机器的道德行动与推理比较有前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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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何建华

2018(4):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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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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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

李皓

2018(4):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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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核心任务是必须振兴乡村道德文化,需要解决如何树立乡村道德文化意识,如何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如何坚持道德文化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等主要伦理问题,其伦理价值目标是构建乡村伦理共同体。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战略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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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视域中的共享金融

郝云, 朱丽莉

2018(4):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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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现,金融化世界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模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传统追求金融垄断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金融理性目标不同,共享金融为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在促进金融发展更有效率、资源更优配置的同时,通过不断降低金融门槛、信息对称,使大众有公平参与金融发展过程的机会,共享金融利益。然而,目前所理解和运行的共享金融模式大多只注重金融资源利用效率,这与我国新时代提出的共享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偏差。要使金融向真正的共享目标发展还要注重金融的伦理属性,把共享金融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相结合。伦理视域中的共享金融,要从信用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分等层面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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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平等及其实现条件

程晓

2018(4):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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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本质是平等：一方面它体现并维护着平等的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它帮助人们达到消费平等。然而,现实中金融往往偏离其本质。因为金融作为流通和分配的技术,不可能根本改变由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不平等。金融向其本质的回归恰恰要通过金融本身才能实现。首先,股份制为平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一方面,它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上升为全社会普遍形式,这驱使人们认识到建立平等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促进大众参与资本管理,客观上为劳动者超越资本控制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依靠国家信用,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能够将金融引导向增进社会公共福祉上,进而真正实现平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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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理念的制度伦理考察

潘乾

2018(4):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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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和本质所在,共享的制度价值取向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定位,以责任共担为价值回应,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实现共享除了物质条件之外,不仅要唤醒人性的主体自觉,更需要制度伦理的理性实践。为此,要以发展生产力扩大共享的物质基础作为共享的前提,推动完善产权与享权的分离明晰共享的边界,构建机会共享与资源共享机制提升共享的质量,形成差异共享与包容共享格局生成理性的共享秩序,引领建树共享价值观认同作为共享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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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的伦理视差

靳凤林

2018(4): 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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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道政治的天下观与西方霸道政治的国际观,由于生成初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天壤之别,致使其在本体论上,呈现出共生共在与主客对立的差别;在国家治理层面,凸现出隆礼重仪与法律至上的异质性;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彰显出德性濡化与契约正义的区别;在处理利益冲突的方式上,显现为贵中尚和与崇力尚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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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价值模糊的社会伦理根源探析

文成伟, 王娜

2018(4):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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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价值模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种特殊价值现象,其表现主要有设计者的价值认知任性、决策者的价值判断悖谬以及使用者的价值敏感弱化三个方面。它们分别产生于建筑价值共同体内部三种不同的价值意识情境：设计者的价值意志失禁、决策者的价值律令统治以及使用者的价值反馈缺位。建筑价值模糊的产生除了价值自身的根由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根源,即设计者的经济利己、决策者的权力异化以及使用者的信仰迷失。针对这一现象,构建社会他律与伦理自律内外协调统一的思维框架与实践方式,不失为建筑价值模糊消解的一种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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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的伦理价值诉求

上官戎

2018(4):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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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因其蕴含独特的伦理价值诉求而与西方体育具有显著差异。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体育除了强调以体育强身健体的基本伦理价值目标之外,比西方体育更多地倡导身心和谐、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等伦理价值取向,也不像西方体育那样强调竞技性和竞争性。在体育全球化时代,中国体育既应该批判地吸取西方体育伦理精神,也应该保持自身内含的传统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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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人本切入——“以《人本伦理学》为线索的理论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崔志军

2018(4):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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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升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评介

陈红兵

2018(4):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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