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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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善的整合价值与善的“与时俱进”

陈楚佳

2019(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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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必须集结凝聚一切向善的人们及力量,以祛除为害社会的种种邪恶的势力。具体的善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善的价值整合也是与时其进的,在科学技术大力进步的今天,各方善价值的整合必须应对由科技被“恶”意使用而带来的后果,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发展的全球化为善的价值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善价值整合的强大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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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甘绍平

2019(1):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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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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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正义批判思想探论

李长成

2019(1):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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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正义是一种底线道德权利要求,旨在确保社会成员互不伤害,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马克思从互利、自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从互利来看,市民社会的生产领域呈现的是资本财富的增值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权利与权利相对抗;从自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等物的形式中介发生关系,这一关系呈现为类似自然界的盲目运动规律,物支配人;从自我实现来看,工人在生产领域屈从于资本的强力,受到必然时间的限制,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的自我实现理想成为梦幻。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正义问题不再单纯是个体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交织的问题,是与共同体命运相关的问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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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价值安全

孙欢, 廖小平

2019(1):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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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也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价值的个体性代替共同性、一元性取代多元性;习近平的共同价值论则强调个性与共性、自身一元与世界多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种统一,各国倡导“共同价值”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满足共同需要、实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构成国家价值安全威胁。价值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共同价值,尊重不同价值体系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实现多元价值体系的和谐共存。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并不仅是关心自身安全,也须在尊重价值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共同性,强调世界各国围绕共同利益以实现共同安全,遵循“彼此尊重,平等相交”“合作共赢,共生共荣”“共建共享,权责共担”的行动准则,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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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兰甲云, 艾冬丽

2019(1):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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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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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德性教化思想探析

李巧伟, 吴新颖

2019(1):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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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了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认为音乐具有伦理性,通过效仿天地之和合,定人伦,并突出音乐对人性情的调节功能,能起到节制情欲、陶情移性的作用。当下,我们要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认识和治理功能,强化音乐的德性教化功能,突出音乐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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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的“无后主义”及其困难

黄启祥

2019(1):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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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打倒“旧道德”和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先锋,他的“无后主义”是其反传统伦理的一个极端表现。这种主张虽然在“五四”时期尽显新异,但是却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难。胡适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批评儒家的“后代”观念,通过否定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提倡社会不朽论,以一个娶妻生子并且躬行孝道的形象宣扬无后主义和否定孝道。无论胡适的无后主义还是非孝思想都是一种错位的思考,不仅他的学说本身内含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且他的理论与实践也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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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伦理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欧阳询

2019(1):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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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伦理思想的发展成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互重叠在一起,并形成了这样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其伦理思想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实属于这一运动的精神产儿;另一方面,其伦理思想又给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积极影响,在这一运动中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而这种鲜明的印记主要有三：以“观察实验”和“反对迷信”倡导“科学”;以“国民教育”和“自由权利”倡导“民主”;以“个人主义”和“人格”倡导“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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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孟锐峰

2019(1):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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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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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何以可能——康德的纯粹实践哲学及其使命

袁辉

2019(1):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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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道德科学。纯粹实践哲学的使命即是将这门科学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可能。道德法则是理性不受感性所决定的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它和自然因果性一样都源自于人的理性自发性。义务行为指向目的,但后者不是行为的内在要素,因而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道德科学的基础。完整的义务行为内在地包含着诸多经验性内容,但后者也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是行为在认识论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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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生活与形上超越——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

牛文君

2019(1): 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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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哲学的“伦理转向”中,德行伦理学的复兴是一个重要事件,从中也生发出新的理论形态和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澄清德行伦理学核心概念arete（德、德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亚里士多德最早构建德行伦理学的思想体系,arete得到全面系统的阐发,他一方面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有“伦理之德”和“理智之德”,“自然之德”和“完全之德”以及“完满之德”,另一方面将arete的多种面向关联起来,使之互相贯通,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蕴含着逻各斯与习惯、沉思与实践的张力,并致力于实现形而下的伦理生活与形而上的智慧超越之间的协调统一。亚氏关于arete的探讨对于当代伦理思想仍不失其现实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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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与家庭道德记忆

向玉乔

2019(1):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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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承家庭伦理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家庭道德记忆。家庭道德记忆是家庭兴旺发达的伦理基础。一个家庭不是依靠物质财富或权势实现兴旺发达的,而是主要依靠家庭道德记忆兴旺发达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道德记忆。这不仅指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家风,而且指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道德文化传统。家庭道德文化传统既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无论一种家庭道德文化传统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它都是基于家庭道德记忆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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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

杨英姿, 刘利利

2019(1):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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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是一种生态可持续、利益共分享的普惠型农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生态农业的伦理“应当”就是保有并发展土地和生态系统的生命价值,以此为前提获取经济价值。就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而言,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在于摆脱资本逻辑和工业理念的控制,以生态农业构建平等互利、共信负责、合作共赢的人际关系。生态农业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共赢,追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利益的实现,维护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海南生态循环农业同样应承担双重伦理“应当”,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绿色兴农、共享富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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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伦理与牧民道德初探——以蒙古族畜牧业为例

斯仁

2019(1): 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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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作为第一产业,不仅提供特定社会的生存需求,还创造了丰富内涵的草原牧俗特色伦理道德文化。蒙古族畜牧业道德文化是世界诸多同类道德文化中的个案。它本质上属于牧民伦理,是蒙古族牧民调节与自然、牲畜、畜产品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之需要而产生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形态。本文以蒙古族畜牧业为例,提出了“畜牧业伦理”和“牧民道德”二概念,初步讨论其学理意义的同时,试概括了具有整体主义倾向的牧民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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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监督的功能与实施原则

王常柱

2019(1):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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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业道德监督,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包括公务员自身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察看并督促”行为活动。在中国社会中,公务员职业道德监督具有四个基本功能,即评判功能、赏罚功能、养成功能、引领功能,而实施公务员职业道德监督,须坚持六大原则,即客观性原则、层次性原则、时效性原则、有序性原则、人民性原则、政治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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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史中“工匠文化”的伦理价值

姜松荣

2019(1):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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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文化”在构筑和演绎艺术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艺术史的广度与高度、深度与精度都离不开“工匠文化”。“工匠文化”在艺术史中不仅具有本体价值,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伦理价值。“工匠文化”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义”“利”关系等两个基本方面。本文将从内在的价值理想和外在的行为规范两个层面对艺术史中“工匠文化”的伦理价值进行剖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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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有援助义务吗——彼得·辛格论国家援助问题

苏静, $\boxed{\hbox{葛晨虹}}$

2019(1):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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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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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伦理的多元论与一元论

宋以丰, 曹波

2019(1):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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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伦理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分。“多元论”从文化间性理论出发,将翻译伦理当作动态的,情景性的概念,认为翻译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翻译的处境、功能以及翻译与其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却混淆了翻译伦理和一般的实践伦理之间的区别,忽视了翻译伦理的普遍性和恒常性。与此相反,“一元论”以“再现伦理”为代表,强调翻译的“语言性”本质,主张译者行为回归翻译本体和翻译对象（源语文本）的语义范围,却忽视了翻译事件的历史性与情境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翻译伦理的多元和动态。多元论和一元论因视角不同,方法互异,而各显利弊,共同构成了翻译伦理的整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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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

金辛迪

2019(1):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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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轴心时代以来传统或古典的人性假设、人性论的现代性转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人性论进行了扼要考察。指出,人性理论的研究有产生背景和发展承继之变、有论证方法之异、有“是然”和“应该”之争。人性理论的研究要紧扣人性论研究的目的,也即紧扣人性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域（归纳为人性论核心要义）：人性来源于何处（因什么是然）、人性是什么（是然）、人性应该的取向（应然）。人性论核心要义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是人性理论解析、建构的关键;尽可能扩展人性论的研究视域,同时紧扣人性论的核心要义,进行综合理解和共识融通,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的人性论与新达尔文人性进化论之间的综合理解,对现时代人性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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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道德资本研究的争鸣

孟维巍, 朱金瑞

2019(1): 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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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资本概念自提出至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几度出现激烈争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道德资本研究也逐步深入和扩展,成为企业实践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学术界争论历程及主要观点的系统梳理,有利于进一步厘清道德资本的属性、构成、作用机理、社会价值等,也有利于推动良好学术环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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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

徐梓彦, 黄明理

2019(1): 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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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签,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体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友善诠释和承载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宽容友善、互相帮助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意愿。以和谐共享为价值旨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友善第一次提升为核心价值观,使友善在化解社会矛盾、维系和营造和谐社会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21世纪以来,友善核心价值观成为研究的热点,就友善的内涵、外延、特征、要求,以及践行友善面临的困难、挑战与如何应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具体要求的共识有待形成;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制度性意义和世界性意义有待深入研究;友善信仰化的有效路径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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