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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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惠昌

202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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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业绩中,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种崇高品德表现为忠于真理、真实的自我、忠诚的公仆三者的高度一致性：忠于真理是品德的思想基础,真实的自我是品德的实践主体,忠诚的公仆则是其集中体现。共产党人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自然是必须从每个共产党员这个自我做起,同时,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所以,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体制,为继续加强全党政治道德建设提供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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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精神

詹世友

2021(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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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精神在我们的记忆中表现为最崇高的理想信念、最深厚的人民情怀、最求实的实践智慧、最坚韧的忠勇德性,在百年党史中一以贯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必须激活这种记忆,使之成为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引领、精神养料、品德高地,把红色基因传承和弘扬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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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伦理价值

黄泰轲

2021(3):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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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作为强化初心、使命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我们党通过百年纪念活动史展现了纪念活动丰富的伦理价值蕴含：它们是传承道德记忆的重要媒介,能够厚植立党兴党强党的道德根基;是凝聚道德共识的重要平台,能够激发中华儿女爱国的道德情感;是展示道德形象的重要手段,能够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道德向度;是抵制道德虚无的重要方式,能够强化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纪念活动的伦理价值有更加明确的强调,并认为纪念活动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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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分配正义理论的三重超越

柳平生

2021(3):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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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与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我国在分配正义理论上取得巨大进展,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正义原则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思想演进历程,这一正义共识的达成实际经历了三重超越：正义观念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公平正义、分配原则从应得正义过渡到平等正义、目标诉求从功利效用提升为人的发展。这些思想成果的取得,既是海内外学术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更是中国学者直面国内正义实践而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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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社会基础、核心原则与实现路径

张永奇

2021(3):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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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的重塑,不仅对于公民个人的自我完善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社会伦理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影响深远。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适度经济条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有效提升公民道德自觉意识,培育良好道德能力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社会基础。主体性、发展性、实践性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核心原则。注重全面引导,协同推进公民道德教育;激活内生动力,引导公民主动提升道德修养;构建公正合理、运行顺畅的道德回报机制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实现路径。以重塑公民道德人格为落脚点和着力点,不断提高公民道德实践能力,才能真正做到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全面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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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正的四个特征

蒋婷燕, 何齐宗

2021(3):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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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是公正美德伦理与公正规范伦理的统一。公正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首要社会道德规范和根本价值理念,也是社会实践中具有认知能力和自由选择能力的个体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公道、正直、无私、时中的道德品质。公正是反应性、相互性、时中性、公道性、历史性、人本性、规则性、主体性等抽象性要素的聚合。这些要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具体的、动态的变化,使公正具有反应性和相互性的核心特征、时中性和公道性的中道特征、历史性和人本性的时代特征、规则性和主体性的实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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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杨明, 马洁

2021(3):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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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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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节”德的价值向度论析

邓立

2021(3):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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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伦理的视野检审,“节”是以价值及道德为样态的观念性存在,同时是以主体的行为为依据的道德实践。儒家“节”德的价值依“道”“义”而生,主体的价值生成、超越境遇的价值彰显、跨越境界的价值建构等多维向度,可视为由传统价值观念衍生、拓展、凝练而成的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共同体。“节”德的价值是主体对于传统道德修为、践履、形塑的伦理表征,以此回应谁支撑这一价值的生成,如何彰显这一价值,以及建构这一价值有何独特方式等问题。其探究旨在以价值哲学的视野对“节”德及其转化、建设作本源意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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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的道德教化思想论析

唐明燕

2021(3):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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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是中国古代家训、俗训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之一。长期以来,对《袁氏世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上,而对其道德教化思路、道德教化角度、道德叙事方式却鲜有论及。事实上,《袁氏世范》的思想特色及其超越历史的恒常价值恰恰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道德教化思路方面,其借鉴价值主要在于深入到情感心理领域,通过疏解妨碍受教育者践履道德理念的矛盾症结来开展道德教化,触发人的情感认同;在道德教化角度方面,其借鉴价值主要在于注重人文关怀,体察受教育者的利益和需求,减少预设性、控制性内容,增强亲和力;在道德叙事方式方面,其借鉴价值主要在于与丰富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增强教育话语的生动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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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善恶观念比较

姚卫群

2021(3):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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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和古希腊哲人不仅关注世界和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也关注人的行为的善恶问题,探讨什么样的行为是人应该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人不应该做的。这也就是他们心中的善恶观念。此类观念在这两大文明古国中有多种表现,不同的哲人或派别有不同的观点。这方面的思想是东西方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和分析有关内容,吸收其中的精华或可资借鉴的成分,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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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茜特伙伴关系伦理解析

王云霞

2021(3):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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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环境伦理学家麦茜特推出的伙伴关系伦理既是对自我中心伦理、同心圆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的突破,也是对后两者的有机融合,且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伙伴关系伦理挑战了父权制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惯常叙事,描绘了人类和自然非控制关系的良好愿景,指明了重构人类社会内部正义努力的方向。但非人类的自然如何以平等的伙伴身份捍卫自身利益,人类又如何在不干预的前提下尊重自然之自治性,以及如何在不撼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治愈地球,又成为牵制伙伴关系伦理践行的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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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吴灿新

2021(3):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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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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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谏诤谏议思想、实践与中国之治

关健英, 王宇

2021(3):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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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诤谏议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探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和精华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世”“善治”“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如何避免人君之失和朝政有阙,如何使谏言谏议以“制度”的形式于明君有所辅翼,于善治有所裨益,古人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做了有益探索,体现了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君失、约束君主、制衡专权的积极作用。但究其实质,主要是服务于君治,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从政风格与政治胸襟,不过是君主一人之治的权宜之举,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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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其伦理支撑

王引兰

2021(3): 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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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不断应对时代难题与挑战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特殊力量,有着独特的历史传承和历史积淀,并以特殊的样态或姿态呈现于世,也必将以坚实的力量支撑和引领中国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之产生新使命、新矛盾、新挑战,特别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问题呼唤新精神。中国精神日益增添着新的时代内涵包括根因内涵、本真内涵、标识内涵、灵魂内涵、目标内涵和动力内涵等。时代使命越艰巨,精神构筑的需要就越迫切。应对时代呼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就需要把握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探寻其背后的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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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发展：发展伦理观的深刻革命与价值重构

乔法容

2021(3):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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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发展深蕴伦理意义。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思维和道德评价维度,它引导以市场力量为单一导向、以资本增殖为内在冲动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变为以生态法则与以人为中心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避免单一的以经济增长速度、物质财富积累总量为判断发展标准的道德评价话语体系,摒弃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价值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建构面向未来的、整体的、系统的道德思维和评价尺度,以发展伦理观的深刻变革导引社会、企业、个体更加自觉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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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消费伦理的时代意蕴

何建华

2021(3):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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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消费是人类消费伦理的基本准则。与传统节俭消费伦理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一味强调人们需要压抑自己的欲望不同,现代节俭消费伦理是一种自由自主的消费观,它是现代人基于生态文明时代对资源合理使用的客观需要和对人的生理需求的科学认识基础上对现代社会消费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而提出的理性的适度的文明消费观。在现时代,倡导节俭消费伦理观,积极探讨既节约自然资源又能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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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更新的伦理审视

秦红岭

2021(3):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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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更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愿景和治理行动,经历着深刻的城市发展价值理念转型。聚焦城市更新伦理价值维度,从空间人本伦理看,应超越增长范式,向宜居城市目标迈进;强化人文关怀,回归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本质。从空间正义伦理看,应立足共享正义,确保空间包容性和空间福利均等化,让城市更新增益惠及所有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追求居住空间正义,调控城市更新中居住空间重构的负效应。从空间治理伦理视角看,应强化公共利益保障的政策引导,建构以有效的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城市空间善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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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城市建设的时间正义

孟瑞霞

2021(3):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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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正义是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伦理原则。有无时间,或时间设置合理与否,不仅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关系人民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成效。通过阐释时间正义的伦理蕴意,分析人民城市建设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时间正义问题,有助于实现时间正义,这对于建设人民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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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

任丑

2021(3): 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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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既是应用伦理学的历史使命,更是解决人类生活世界面临诸多高新技术伦理问题的内在要求。应用理智德性具有科学、技术与理智三大要素。如果说科学是理智追求知识原理的平等路径,技术是理智运用知识原理的自由途径,那么理智则是在技术实践中运用或发现科学原理以便达成尊严的能力。也就是说,应用理智德性是理智把握、运用科学技术以达成平等、自由与尊严的应用德性,也是理智的认知与实践相统一的应用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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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梁漱溟的“乡土中国”再造方案及其现代性

徐志伟

2021(3): 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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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与那些保守的“复古派”和激进的“西化派”不同,梁漱溟把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纳入自己的思考,并试图在这个视野里探索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他论证了中国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力量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相信重建以“家庭”或“伦理”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结构将引导中国走上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道路。他对“团体”“合作”“地缘”“礼俗”等概念的重新使用,明显地强调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平等”等问题。他的“乡土中国”再造方案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奇异的景观,也为世界贡献了一种特别的制度伦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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