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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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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
    “修身成人”的现代意蕴
    江畅
    2022(4): 1-8. 
    摘要 ( )   PDF(1348KB) ( )  
    历史上的统治者都希望通过社会教化使其成员成为社会所期望成为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教化并不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形成统治者所期望的好人格。统治者所期望的好人格是统治者统治的国家所需要的人格,而不一定是社会成员个人好生活所需要的完善人格。完善人格不能完全依赖社会教化,还要靠个人自己的修身。身体健康和人格完善是好人格的两个层次,修身对于这两个层次均具有决定性意义。修身并非身体健康的唯一路径,但人格完善则舍修身而别无他途。从人格的角度看,修身首先是修体,以确保形体健康、体质强健;其次是修心,以使心理健康,内心强大;最后是修性,以让人性得到充分开发,充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福慧双修,但忽略了“修”的对象,即人性。修性、修福、修慧作为修身的整体结构和实质内涵必须统筹兼顾,如此才能造就好人格,使人过上好生活。人们在修身的过程中也要突出重点,不能平均用力。
    论家庭对个体德性养成具有原初功能的伦理学依据
    晏辉, 海日汗
    2022(4): 9-17. 
    摘要 ( )   PDF(1356KB) ( )  
    家庭是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获得生活资料、生活环境和本体性安全的原初性的伦理共同体,也是将以潜能形式存在的对德性的接受性和后天养成的道德感觉、情感、意志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基地。在这个基地上,个体生命以一种感性直观的形式获得了来自基于血缘和自然情感之上的他者的照料、看护和呵护;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中,他者将做事之理和为人之道在情理相容、知行合一中植根于个体生命的心灵深处。个体生命的最为原初的道德感觉、情感、意志、判断和推理都是在家庭这个伦理共同体中培养起来的,作为原始性的德性和初步的可行能力,它们在代际和代内的人伦日用中得到了运用和检验,在个体生命周期的逐渐展开中被广泛而持续地对象化到公共交往和政治生活中。实践证明,将家庭之于个体德性养成的原初功能完全放逐到社会组织和国家结构中,将会使个体德性的养成和生成失去最为厚重的土壤和坚实的基地。
    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伦理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周宏军
    2022(4): 18-24. 
    摘要 ( )   PDF(1352KB) ( )  
    新时代推进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不仅需要遵循知识逻辑、政治逻辑,还应该充分遵循其内在的伦理逻辑。我们需要从“青年”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伦理本质两个维度,深入理解和把握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本质、接受机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伦理逻辑,并从教育的深度和温度、常态化的实践体验与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伦理策略,以增强青年理想信念形成的伦理动力,提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功能。
    伦理学基础理论
    现代社会道德建构的逻辑理路
    甘绍平
    2022(4): 25-35. 
    摘要 ( )   PDF(1372KB) ( )  
    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对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塑造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探究现代社会道德建构的逻辑理路,就会发现在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或者说道德得以塑造的逻辑理路的首要环节是人之个体。在现代社会,道德作为人际行为规范,是保护个体之人的利益特别是其最基本的利益的,这些最基本利益的保护如果在某一或某些主管或应答者面前得到要求与主张,便上升为权利。因此,道德首先是权利系统,其次才是义务系统,且在伦理学的视野里,作为道德的义务系统完全是从作为道德的权利系统中推导出来的。同时,在现代社会,这些道德义务或规范不是上天命定的,而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建构的。现代社会道德得以论证的理论基础是契约论或契约主义。进而,从自主确立和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可以看到道德与理性的联结以及从自由到道德的必然过渡,尽管现代社会的道德建构仅仅呈现为一种思想实验,而非对现代道德发生过程真实历史场景的再现,然而,对现代社会道德建构逻辑理路的勾画,可以展现现代伦理价值、道德原则、文明观念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及它们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当代伦理学对“思想市场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姚新中, 洪博文
    2022(4): 36-43. 
    摘要 ( )   PDF(1373KB) ( )  
    在当代西方,社会信息生产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在一种自由主义的信息真理观之上。这种真理观以“思想市场理论”为基础,认定信息的极大丰富必然导向得出真理。然而,这一假设的基础本身是有问题的。分析以伯纳德·威廉斯和查尔斯·泰勒为代表的伦理学家对“思想市场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可以发现“思想市场理论”本身的一些不融贯之处;威廉斯与泰勒将人的“本真性”作为修正信息真理观的重要概念,可以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真诚性”概念相对照,在克服现代性真理观的片面性和超越自由主义信息真理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知识是行动的正当理由吗?——从认知成就的视角上看
    金凤琴, 郑伟平
    2022(4): 44-51. 
    摘要 ( )   PDF(1348KB) ( )  
    作为行动哲学领域关注的重点,行动理由的规范问题不同于行动理由的本质问题,它讨论的是何种行动理由是正当的。行动理由的信念规范主张信念构成了行动的正当理由。由于信念容易受到实用侵入和情感侵入的影响,信念规范的规范力是不足的。知识作为行动理由具有更强的规范力。传统的知识规范存在“行动的理由”、“恰当的”和“认知上可允许的”等概念歧义的缺陷,无法凸显知识之于行动理由的规范性作用。基于认知成就的知识规范主张,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成就,是行动的正当理由。它避免了信念规范和传统知识规范的不足。行动理由的知识规范具有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特征,彰显了知识在实践中“成人之道”的价值和作用。
    中国伦理思想
    王船山人本伦理的本义建构
    李长泰
    2022(4): 52-58. 
    摘要 ( )   PDF(1651KB) ( )  
    王船山建构了丰富的人本伦理思想,船山人本思想内涵的本义建构主要从天理、仁义和生命三个维度展开,体现了天、人、地的三个层面。人本天理的本义说明人是世界的主体,具有天性和秩序性,人由此则要确立人的主体性、仁义性和中和性,体现以人为本。人本仁义的本义说明人是道德的主体,具有仁、正、善的性质,人由此则要确立人的仁德、正义和至善的价值,实现以人为本。人本生命的本义说明生命是人成为人的基本条件,以生命为本义是人本内涵的最基础的定义,生命本义包括气、利、情三个方面的要义。天理是体和道,仁义是用和器,生命是体用合一之和,天理、仁义和生命的三层人本本义推进完成了道、器、和的本义逻辑建构。
    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看儒家公共性思想意蕴
    杨肇中
    2022(4): 59-67. 
    摘要 ( )   PDF(1370KB) (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乃儒家义利之辨的经典言说。历代儒者对此皆有诠释。大体来说,其诠释进路有两种:先秦及汉儒进路与宋明儒进路,前者重“位”,后者重“德”。实际上,该言说蕴含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整全性逻辑结构,故而主张“位”“德”共在。因为言位不言德,失却王道政治之内在德性依凭;言德不言位,无法凸显儒者经世之命意。它不仅是对“修己”之君子德性伦理规范的宣示,而且是对“安百姓”之君子政治的治理技艺原则的强调。儒家对于“义利”关系,大多不作截然对立的理解,而是倾向于义利兼顾,抑或义利合一。在宋明理学的言述中,义利虽有对立意味,但其有特定语境在:在纯然以德性定义“君子”“小人”的基础上,将义利关系转换为公私关系,亦即是天理(公义)与人欲(私利)关系,表现出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理论意向。其终极目的则在于建构理想的公共社会政治秩序。儒家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荀子社会治理思想的伦理之维
    辜俊君
    2022(4): 68-73. 
    摘要 ( )   PDF(1335KB) ( )  
    荀子主要是从人的欲望出发考察社会治理的人性基础。首先,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即欲望,并从“化性起伪”探讨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其次,他肯定源自欲望的自利行为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构建了一种“欲望—效率—物欲相生”良性循环的动力机理;最后,他提出“以欲制欲”的社会治理思路,在社会治理中实现个体行为由人道合理性向制度正当性转化。荀子这种从“识欲”到“制欲”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仍具借鉴意义。
    外国伦理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探析
    方杲
    2022(4): 74-81. 
    摘要 ( )   PDF(1345KB) ( )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集中体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认为幸福不仅是最高的善,而且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同时,又认为沉思是最大的幸福,这在学术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辩。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以其思想整体为视域,结合人性论思想和古希腊城邦的政体制度,可对他的幸福观进行解读。他的伦理思想是目的论和功能论的有机统一,幸福是人们的行为符合自己德性的活动,是个人善和城邦善的统一,沉思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其内在的价值,二者是统一的,因此,属人的幸福是沉思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统一。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对当今人们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具有借鉴价值。
    康德的道德规范性理论探析
    文贤庆
    2022(4): 82-88. 
    摘要 ( )   PDF(1337KB) ( )  
    康德主义被认为是有关规范性解释的主流思想之一。然而,作为康德主义的源头,康德本人是如何处理规范性问题的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回到康德的文本,可以发现,绝对命令或道德法则作为一种可检验程序表现出一种逻辑结构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关联人性表现出对自由意志自律的尊重,这种尊重既从普遍理性的角度证成了道德规范性,也为道德规范性提供了实践性动机的解释。然而,如果试图在实际生活中为行为者提供实然的道德规范性指导,就需要进一步发展主体间的承认。
    康德论政治共同体的道德证成
    高露
    2022(4): 89-95. 
    摘要 ( )   PDF(1338KB) ( )  
    康德致力于人的内在尊严的确证,他以政治共同体的道德证成进入人类永久和平这项哲学规划,即经由依据原始契约而建立的国内法权基础,继而在这一“和平共和国之先驱”的合法推动下,在国家之外也确立一部完美的宪法。公共法权状态、政治与道德的一致性是实现永久和平的规范性前提,且以此作为普遍历史的终极目的。同时,对目的王国理念所表征的政治旨趣进行阐释,也是政治共同体之道德证成所不可或缺的路径。
    科技伦理
    “地球工程”引发的伦理争论:溯源、维度与反思
    邱惠丽, 李正风, 闫瑞峰
    2022(4): 96-103. 
    摘要 ( )   PDF(1367KB) ( )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备选方案,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式地球工程在部署之前就引起了广泛的伦理争议。究其原因,在于地球工程的公共性、技术原理的集成性、人为介入的设计性、实验与部署的同步性、极大的不确定性,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科技想象。地球工程的已有伦理争论被纳入哲学、宗教、技术、环境、社会五个不同维度的分析框架中,以呈现其整体性。地球工程引发的多维伦理争论,对于新兴技术的伦理与治理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需要构建伦理的软着陆机制,需要持有反思性发展的理念。
    智能机器的道德设计进路及其责任归因
    于雪
    2022(4): 104-111. 
    摘要 ( )   PDF(1353KB) ( )  
    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机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类的道德活动之中,其自身的道德涉入程度不断加深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要求通过道德设计的方法改良智能机器,使其具有责任归因的可能性。当前的道德设计进路可以总结为“强进路”和“弱进路”,前者旨在设计具有道德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使其有可能成为道德行为的发起者,后者则旨在通过嵌入道德价值的方式使其有可能成为道德行为的承受者。这两条进路在责任归因问题上均存在着困境,前者表现为一种责任主体困境,后者则表现为责任客体困境。道德交互设计的理念,可以回应由当前道德设计进路引发的责任归因困境,而从实体性责任到交互性责任的转变可以将责任前置于动态的交互情境中,从而有助于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实现责任归因。
    共同体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论纲
    关健英
    2022(4): 112-118. 
    摘要 ( )   PDF(1376KB) ( )  
    民族是理解历史的一把密钥,关乎“我”和“我们”的身份认定、文化认同以及意义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史反映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连续而稳定的“中国”“中华”认同传统。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为多元一体的历史是世界民族史上独特的“中国现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体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伦理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精神密码,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天下一家的同根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凝聚的精神内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传承并创新性地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过程中作为精神密码的中华伦理认同。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伦理精神
    邹海贵
    2022(4): 119-126. 
    摘要 ( )   PDF(1346KB) ( )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理论深刻的重大创造性构想,是关系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变革和伦理道德创生的深远文化哲学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多层次、多属性的分散型人类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当代突破民族国家限制的人类最高伦理实体。“两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境遇、全球一体化的存在方式变革,以及类主体性的凸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诞生的时代动因和生存论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创生性的全球伦理精神,包括全球正义、全球责任、全球共享、全球宽容、美丽世界和全球协商伦理精神,六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存共生、共享共荣的道德立场和伦理导向,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伦理气质、深厚的中华伦理气派、创新性的伦理价值跃迁以及前瞻性的类伦理变革等特质。
    探索与争鸣
    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
    李建华, 周杰
    2022(4): 127-133. 
    摘要 ( )   PDF(1337KB) ( )  
    正是因为信息的多元叠加和情境富于变化,伦理复杂性才会出现。复杂性意味着更多的知识、正确的信息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伦理复杂性即与伦理有关的复杂性或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它与伦理的复杂性有着本质的不同。伦理复杂性成为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一个视角,其可能性在于:任何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在牵涉人类活动时,都会掺杂文明所有者的伦理立场或伦理态度;任何文明形态的形成演变一旦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显现出特定的伦理样式或伦理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主要有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在中国人对各种文明样式的伦理态度上、中国人对文明内容的价值塑造上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定型后的整体性之中。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我们需要尊重历史,树立正确的伦理姿态;分析环境,了解文明的形成条件;坚持伦理“进场”与伦理“退场”的辩证统一。
    精致利己主义的欺骗性及其批判
    王艳, 赵冰
    2022(4): 134-140. 
    摘要 ( )   PDF(1352KB) ( )  
    作为一种现象,精致利己主义表现为以“精致”的方式追求“利己”的目的,究其本质,乃是利己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衍生形态。相对于合理(理性)利己主义对价值理性的强调,精致利己主义更加注重对工具理性的运用,由此具有动机的虚伪性、手段的伪善性等“欺人”特性;与此同时,这种一味推崇“利己”、割裂“利己”与“利他”辩证关系的做法无疑具有“自欺”的色彩。对待精致利己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予以批判,用社会主义的公正观念予以引导,用伦理的制度予以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