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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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民教育：智能时代道德教育的新要求

冯建军

2022(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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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使其具有了网络公民新形态,包括人机关系中的数字公民和人际关系中的网络公民。人工智能在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可能的伦理风险：在数字伦理方面,表现为侵犯个人隐私权和泄露个人信息、数字鸿沟和人工智能算法偏见导致的不公平;在人际伦理方面,表现为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和公民理性的缺失、信任危机和公共性丧失。防预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教育引导是基础。为此,需要开展网络公民数字教育、网络道德和科技伦理教育、公民理性和公共性教育,提升网络公民的数字素养、网络道德和科技伦理意识,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做具有智能伦理和网络道德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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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王倩

2022(3):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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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传统文化中人性平等、接受教育和成就德性的机会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我平等、本源上的差异平等为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提供了思想资源。“均贫富”的文化传统基因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日益内化成人们的社会价值意识和思维心理,为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奠定了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既因融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而彰显出民族文化特色,同时也因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了中国的现实实际而彰显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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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密码探幽

任丑, 张倩倩

2022(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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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形成是自然、天性与人为共同推进的壮阔历程。自然奠定伦理基础,天性提供伦理可能,人为是天性的展开和伦理的实践过程。在自然、天性、人为的有机联系中,伦理密码逐步走出无知之幕而彰显自身。人或人类的坚韧性与脆弱性构成伦理的基本要素。脆弱性是伦理的必要性根据,坚韧性是伦理的可能性根据,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是伦理的根本动力。由此可见,伦理奠定在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关系之上,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就是伦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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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合法性·自由——论赫勒对恰当行为规范的伦理划分

孔明安, 王雅俊

2022(3):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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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是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对一般公众具有引导、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对行为规范的伦理划分自古有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赫勒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根据卢曼对传统社会和后传统社会的区分,提出了对恰当行为规范新的划分。相较于纯粹的体系理论和制度理论的理想类型,赫勒提出了对恰当行为规范的领域划分,这一划分以合法性与自由为标准,以贯穿社会发展阶段的三个领域——自在的对象化领域、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和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为基础,依次对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分工和后现代社会中的领域分化进行伦理审视。在此基础上,她通过探索共同体内的道德多元化趋向来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于赫勒在后现代视域下基于领域分化而对行为规范的探讨及其道德多元化的追求,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的理论努力,也要看到其所具有的新型乌托邦的消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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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私德六论——基于儒学资源的分析

肖群忠

2022(3):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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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个体品德或者个人私德受到学界的重视,这是符合道德发展内在规律的进步表现。超越时空条件的个人的普遍或者基本私德有善良、正直、真诚、儒雅、温和、豁达六德。善良就是一个人的良心善行,它是传统美德中的仁与忠在个体身上的凝结。正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道义或者正义的担当与坚守,同时也包含不逾越、守规矩之意,“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真诚就是在内心深处保持真诚,外不欺人、内不自欺,表里一致,它是人的品性之基。儒雅是全部文明与“礼”德经过主体学习修养而在自身上的凝结。温和,是儒家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在主体人格身上的体现。温和之德的根本就是坚守中庸的思维方法、行事风格和人生境界。豁达,是一种智慧和觉解渗透在人身上的气质凝结。豁达的人不仅有正见,关键还在于态度和行为上能够真正放得下,素位而行,安身立命。个体私德的六种基本德性,从总体上看,就是古代儒家所说的“五常”加“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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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学派的孝本论

韩星

2022(3):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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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学派在孔子仁本体基础上,直承有子“孝悌为仁之本”,对孝道伦理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系统深入阐释,把孝发展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成为其思想的主体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结构。孝为至德要道,诸德之本;孝为修身之本,落实在立身行道和心性修养;孝为教化之本,德教施与百姓,范型天下;孝为治理之本,移孝为忠,孝治天下。以此,曾子学派构建起以孝为道德之本为体,以孝为修身之本、教化之本、治理之本为用,体用不二,互为涵摄,不可相离的“孝本论”体系。它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孟子、宋明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在儒家道统和学统传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既远且大。尽管在历史上孝本论发生异化,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在今天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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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中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的关系

钱姝璇, 龚群

2022(3): 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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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是柏拉图的重要著作之一。正义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这一著作中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是智者们提出的,在智者们看来,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才是与幸福内在相关的,坚持正义只能给行事正义的人带来利益损害。智者们的幸福观是希腊传统的利益幸福观,柏拉图并没有对这个幸福观提出质疑,而是认为智者们将幸福与不正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柏拉图不得不展开一个宏大的讨论。他提出了两种自己的正义：大字的正义即城邦国家正义与小字的正义即个人灵魂正义。柏拉图通过建构一个理想正义的国家以及理性支配个人灵魂的正义之士来证明正义与幸福的内在关联。然而,柏拉图在回到智者们的问题上时,使用的是道德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对情欲的支配这样一种论证,他通过这一论证来反驳智者的论点,因而最终并非用正义本身来反驳智者的论点,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论证是失败的,从而柏拉图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证明正义与幸福内在一致这样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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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的谎言悬案及其道德判决

冯书生

2022(3):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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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谎言的哲学研究,近期学界多集中于讨论如何理解康德的严禁撒谎救人更符合康德的本意,成果虽然很丰富,但是多限定于讨论康德的文本。在康德之外,还有柏拉图、奥古斯丁关于谎言的哲学研究值得关注。谎言的对立面可以分为真相、真理、真诚三个层面。柏拉图追求的是真相,奥古斯丁着眼的是真理,康德诉诸的是真诚。真相可以被掩盖,真理可以被扭曲,唯有真诚可以在根本上与谎言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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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义务的证成问题

高景柱

2022(3):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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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拥有爱国义务这一观点的正当性需要获得进一步的辩护。共同体主义、感激和相互性是目前被用于证成爱国义务的三种主要方式,然而,这些证成方式都存在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规则后果主义有可能成为一种证成爱国义务的可行方式。在规则后果主义看来,爱国义务是一种关系性义务,它既明确强调“分工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这一规则的重要性,又强调公民身份是一种拥有内在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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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配正义的优绩主义

朱慧玲

2022(3):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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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按照优绩来分配社会基本善物的优绩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激励性口号;优绩主义的倡导者糅合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诸多核心要素,试图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充分的分配正义理论。然而,这种糅合与调和带来的是更多的冲突与自相矛盾。这使得优绩主义不仅仅在现实中被称为陷阱或神话,在理论上也面临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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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资本运作的伦理原则

魏则胜, 杨慧芝

2022(3):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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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主体运作文化资本追求各种价值行为需要遵循基本伦理原则,即文化集体主义原则、文化先进原则、文化公平原则、文化契约原则以及文化意愿善良原则。文化集体主义原则是指文化权力主体在配置文化资本时,应该优先将文化资本运用于那些出于完善公共精神结构和个人精神结构、出于人类长远利益考虑、出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文化行动;文化先进原则是指文化权力主体应该将资本投入到先进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公平原则是指文化主体所拥有的文化权力需要受到制衡,不能突破合理边界;文化契约原则是指文化权力主体运作文化资本的行为以尊重文化价值关系中的其他行为主体的自主、自觉以及自愿为前提;文化意愿善良原则是指文化权力主体进行文化资本运作始终应该出于善良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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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道德化与道德资本化的历史与批判

张娟

2022(3):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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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道德化就是用道德的表象来掩盖资本谋求利益的真实意图、弱化其不道德的行为在民众中造成的阻力,此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始终的。与此同时,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本逐渐取代了宗教和哲学的“神”成为新的道德的最终依据,道德的定义被资本掌控,这就是道德的资本化。资本的道德化使得资本主义在野蛮的发展后还能塑造高尚形象,抢占了当今世界许多领域的话语权;而道德的资本化则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将全世界卷入其中,形成了消费主义,并由此不断充实资本的力量,为其话语权背书。了解资本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和逻辑,有助于破解、反击资本主义的虚伪话术,有利于为我国的发展争取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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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

刘云雷, 刘磊

2022(3): 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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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并明确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三大内容。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大数据发展背景下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伦理问题。立足于大数据发展的时代背景,从身份、隐私、名誉和所有权四个基本要素出发,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面临的伦理问题,可以看出,共享伦理的缺位、数据主义的激进以及个人数据权利与机构数据权力的失衡是产生这些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应明确政府、企业、个人三大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进而对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提出规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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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道德共同体的构建

周谨平

2022(3):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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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生活。应对危机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道德共同体成为防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通过道德共同体的构建来凝聚合力、强化责任、消除偏见。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道德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坚实的可能性基础,人类历史生活为道德共同体提供共同善的支撑,全球化加固了道德共同体的生活纽带,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为道德共同体赋予共同道德责任。要构建道德共同体,我们必须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培育“共同理解”、维护共同利益、塑造共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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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医学暴行的海外伦理学争鸣

杨彦君

2022(3):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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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伦理学者围绕战时日本医学暴行何以发生,是否可以避免人体实验大屠杀,美国是否回应以及应该如何回应,生命伦理学界的伦理反思与现实期待等主题展开了国际对话,日本、新西兰、以色列、美国、德国、俄罗斯和比利时等国学者相继参与其中,展开了学术界比较鲜见的激烈争鸣。海外学者从生命伦理学视角来审视、反思和回应上述议题,展开了极富成果的交流探讨,既呈现出他们的历史认识,又体现了其对当代社会的反思与期待。然而,在对话的过程中,这些海外伦理学者少有触及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成果,理应深刻认识到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是不折不扣的医学犯罪,亟须强化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契合度,提升伦理学与历史学的融合效果,应积极推动更多中国学者参与海外伦理学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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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道德生活”：道德舆论研究的新进路

蒋艳艳

2022(3):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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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出回归“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在描述伦理学的异军突起与规范伦理学的深度变革中,道德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并呈现出“道德舆论”与“舆论道德”两种研究向度。“道德舆论”研究强调立足道德生活的经验性视角,用多元话语分析方法再现道德舆论的话语呈现内容与话语建构方式;“舆论道德”研究力求基于道德生活的合理性视域,用话语伦理学方式考察道德舆论的合理对话构建问题。探索道德舆论研究回归“道德生活”的新进路,不仅将有助于描述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各自拓展和对话互动,而且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发展也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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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视角下的“道德绑架”问题分析

弭维

2022(3):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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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绑架”问题的既有研究通常忽视了纷争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正义意蕴,而多从一般的权利义务理论出发去理解。“逼迫让座”与“逼迫捐款”是最常见的“道德绑架”形式,它们涉及的是社会资源和个人财富的分配和使用原则问题。基于社会正义视角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探求这些纷争频发的真正根源以及各方所诉诸的道德理由,进而通过对相关法律权利和道德义务之边界的辨别去评析这些理由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其中,“慈善”是不是一种义务引发了最多的争论,这是“道德绑架”现象背后蕴含的最深刻的也最难以解决的一种道德分歧,具有高度普遍性。通过对既有的关于个人财产权、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市场的道德性质等问题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与批评,慈善可以被证成为一种义务,而不只是一种恩惠。同时,政治共同体对同胞之爱的需求也要求公民应在保证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去促进社会的慈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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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罪论证：实验伦理学回应“是/应当”问题挑战的新进路

李晓哲

2022(3):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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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对实验伦理学提出“是/应当”问题挑战时预设了两个重要理论立场。它们不仅能对实验伦理学构成挑战,也能对许多得到广泛认可的伦理学方法或理论造成危害。这些预设成立所需付出的理论代价与实验伦理学接受“是/应当”问题挑战的代价相当。以此为基础,实验伦理学的辩护者可以转换回应批评的方向,将回应“是/应当”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实验伦理学的批评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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