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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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伦理向度

储德峰, 何云峰

202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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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度伦理”,是指针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进行的伦理评价和制度本身所内蕴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以及指向制度的伦理属性即制度的“善”或“好”的问题。制度伦理融身于制度性道德体系之中,集“规范约束”和“价值引导”于一体,超越了道德自觉和道德意志的限度,对道德生活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规范、约束、引领功能,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检视向度。由制度伦理的核心范畴“制度与价值”、“制度与规范”和“制度与意义”所衍生的“有制度无价值”“有制度无规范”“有制度无意义”等两难困境,构成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的关键检视节点。遵从“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圆融自洽的生成逻辑”“赏善罚恶的价值逻辑”,努力克服相对于新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滞后性、圆融自洽障碍以及价值结构失衡等问题,则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的基本检视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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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德性在美好生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喻文德

2022(5):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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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视角来看,美好生活是一种崇德向善的生活。优良的社会道德是美好生活的宏观道德生态,而优良的个体道德是美好生活的微观道德基础。个体德性是美好生活的灵魂所在——生活意义的主导因素、生活幸福的重要源泉和生活自由的内在法则。但是,在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中个体德性正遭遇来自现实生活诸如价值观缺失、道义与功利相背离、少数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等现实难题。个体德性的不足或匮乏严重消解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德性基础。为此,必须夯实德性成长的根基、激发尊道守德的动力、营造崇德向善的氛围,切实提高生活主体的道德水平。个体德性培育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的铸魂工程。生活品质与个体的道德品质密不可分。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个体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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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谁是优先战略

樊浩

2022(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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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简言之,“一体—优先”是伦理型文化背景下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文化战略,它有两大要义：“一体”和“优先”。“一体”意味着不是抽象的道德,而是以伦理与道德的辩证互动建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和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优先”意味着“一体”不是平分秋色,在伦理与道德之间,伦理是战略重心,具有优先的文化地位。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是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标识意义的文化战略和哲学理论,也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是与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形态和文明路径相适应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由此与西方“country”和“state”文明下的伦理道德的精神气质相区分,它造就了中国“有伦理,不宗教”的文化气派。这一战略的问题意识是现代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发展中“道德”的话语独白和抽象的道德主义,即“无伦理”的中国问题。在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中,伦理优先是由“伦理认同—伦理公正—伦理关怀”构成的文化战略体系。伦理认同是“从实体出发”的伦理守望,伦理公正是对文明合理性的伦理追求,伦理关怀是伦理家园的造就,三者的辩证互动构成伦理优先的现代中国话语及其战略体系的现实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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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情的道德价值

王正平

2022(5):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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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是一个基于人性的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同情的产生有其独特的道德心理机制和生理基础。同情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其表现为：同情是道德建构的主体条件,同情是道德判断的情感基础,同情是正义的道德情感来源,同情是仁爱以及一切美德的驱动力。另外,同情在道德上还具有心灵抚慰的价值。进入新时代,重视同情的道德价值,有益于克服道德独断论,拓展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的视域;有益于克服“道德冷漠”,构建全社会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道德;有益于培养青少年的同情心和美德,使立德树人入细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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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特色

孙春晨

2022(5):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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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由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并被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天赋人权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表现形式及人权不平等现象,立足于“现实的个人”,阐述了权利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平等和自由等人权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权利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关系是人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伦理基础等重要的人权主张,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人的彻底解放为特征的真正人权的发展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体现了三方面的理论特色：以人权的历史性反对人权的天赋性、以社会关系中的人权取代自私自利的人权、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人权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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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价值方法的共识伦理

左秋明

2022(5):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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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构建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需要价值共识作为基础,多元世界的价值共识的形成具有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需应用伦理学“共识伦理”价值方法的参与。共识伦理方法摒弃个人/个体主义和任何“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以谋求价值共识。共识伦理方法契合当今世界的多元化特征,遵照价值共识原理,关照各方主体价值诉求,凝聚价值最大公约数,因契合人类多元文化、多元文明、多元价值发展之本真,追求“人类历史绵延”之至善,寻求世界和平、和谐、和睦之大美而具有深厚应用伦理要义。是以,共识伦理价值方法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价值方法,全球抗疫实践即是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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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臣互为兄弟”的“大父母说”之伦序问题

方旭东

2022(5):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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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天主教学者利用中土固有的“天地为大父母”思想而提出“天主为大父母”一说,这是中西文明交涉互动的一个显例。关于中西“大父母”说的异同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曾有论者提出,清人江永《西铭论》有关君臣互为兄弟的思想非儒家的伦序观念所能容,当源出西学。此非小节,事关中西“大父母”说异同,在深层更牵涉中西伦理差异,不可不辨。将《西铭论》与《西铭解》《朱子语类》等书加以比对可知,江永的说法直接脱胎于朱熹对《西铭》的解释。儒家固然也有以君臣互为兄弟之意,但朱熹通过区分自家兄弟与比附意义上的兄弟,规避了“以君臣互为兄弟”一说可能带来的伦常失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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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传统道德本体建构与解构

张怀承, 周鸾飞

2022(5):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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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能够延传几千年,缘自社会对其合理性的认同,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就是道德本体的建构。先秦时期作为传统道德内核的思想体系基本奠定;两汉学者不仅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在神学目的论的理论视域中对传统道德的合理性做了初步论证,将道德的本体归原于“天”;宋明理学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和“理一分殊”的理论重新建构传统道德的本体,在传统学说的范围内完成了道德的至上性、绝对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这种论证的完成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僵化,明清之际的学者对宋明理学道德本体的绝对性提出了挑战,到近代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批判,以理性主义、道德相对性解构了传统的道德本体。但是,在道德本体解构之后,道德合理性如何获得理论的辩护,又成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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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观的志愿服务伦理意蕴

彭柏林, 张可人

2022(5):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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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观的志愿服务伦理意蕴,即指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与志愿服务伦理相契合或对志愿服务伦理建设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的志愿服务伦理理念;二是“仁义并举”的志愿服务伦理实践模式;三是“天下大同”的志愿服务伦理追求。挖掘儒家仁爱观所蕴含的这些志愿服务伦理思想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的发展,彰显志愿服务在促进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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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苏联—俄罗斯伦理学研究转向：裂变与分化

武卉昕

2022(5): 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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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新思维”以推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作为对改革“新思维”的回应,俄罗斯“新伦理学”产生并走向与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截然相反的道路。“新伦理学”带动了俄罗斯伦理学的整体裂变：伦理世界观向传统复归,伦理学研究队伍分化,研究视角向个体迁移,研究方法碎片化……俄罗斯伦理学的实际研究状况,强力证明了反映和回应社会“改革”的俄罗斯伦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整体裂变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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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与公共权威：康德政治证成的伦理向度

黄各

2022(5):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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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同属社会契约论阵营,但康德的政治证成性进路与洛克、霍布斯等人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他那里,政治证成性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让每个公民进入到具有公共责任维度的法权状态中。但此状态的达成需要以行动者的道德自律观念作为基础,并凭借其普遍立法能力,促使所有人具备联合意志。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具有约束性的普遍规范,就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契约来建构,而是要以道德的自由和德性的完善作为最终价值取向,并以此保证共同体的公共权威性与客观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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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伦理思想

朱玲莉, 朱懿

2022(5):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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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阴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作为改革派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积极开展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他在松下村塾任教期间,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既强调封建道德的作用,提倡无论是武士还是平民都要加强伦理道德修养;同时,他因材施教,注重弟子个性化教育,培养了大批的维新志士。这些改革型人才的培育,加速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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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定位

向汉庆

2022(5):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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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切实推进的伟大实践活动,蕴含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认识该政治伦理的首要前提在于对共同富裕的主体、领域、性向、目标进行明确定位。这种定位主张共同富裕的道德主体应当是人民群众,并关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评价推进共同富裕政治实践成效,不能以单一的功利原则或道义原则为价值遵循,应当是二者的统一。如此定位,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回应共同富裕应当是什么或不应当是什么,在实践中不断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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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伦理难题及其消解之道

张书涛

2022(5):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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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伦理难题根源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及其非序列化关系,产生于对责任事实认定和责任关系判断的认知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伦理决策困境。对此,库珀基于行动论的理论逻辑,运用主观、客观责任“二元论”方法,主张通过行政自主性伦理决策来实现内部、外部控制平衡和负责任的行政伦理模式。而哈蒙基于批判论立场坚持个人道德能动性并将个人责任置于优先性地位来解决行政责任伦理难题。其实,两者是通过决策替代或道德置换而作出的议题替换,难以成功地将行政责任伦理纳入合理关系维持和范式重构之中。消解行政责任伦理难题需要从行政责任伦理整体“结构—关系”入手,钩沉出多层级价值体系和规范秩序,进行互系互构的伦理角色和关系设计以及引入共识性伦理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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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框架探究

毛新志

2022(5):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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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引发了诸多的伦理问题,也对其管理提出了严重挑战,这就需要建构科学与高效的伦理治理框架。人类基因编辑伦理治理框架主要包括五个基本原则、三种机制和五条路径。伦理原则是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治理的基础,伦理机制是实现人类基因编辑造福于人类的“善治”目标的核心,伦理路径是有效落实人类基因编辑伦理治理原则与机制的关键举措。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框架有利于提升中国人类基因编辑的治理水平,促进其健康、有序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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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学论证——对“诉诸自然”论证的批判

雷瑞鹏

2022(5):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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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新兴生物科学分支,它在系统生物学基础上,采用工程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改造自然的或设计合成新的生物系统,使之拥有新的功能,为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方案。然而这种改造自然界中已有的生物系统,以及设计、制造新的生物系统的新兴技术引起了激烈的伦理质疑和争论,诉诸自然的论证就是反对合成生物学的主要论证之一。这一论证强调严格区分自然与人造,质疑合成生物学混淆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颠覆了本已安排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方面犯了错误,并谴责合成生物学损害了环境。分析这些质疑,对反对合成生物学的诉诸自然的论证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评,有助于今后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逐渐摆脱这一影响比较广泛的错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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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道德顾问的合理性反思

刘星

2022(5): 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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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想观察者的准相对论版本,人工智能道德顾问（AMA）技术能够根据个体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观提供最好的道德建议,以道德顾问和劝导者的形式改善人类的道德决策,增强个体道德自主性和道德自由,保存个体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权威。AMA能够独立于情感的扭曲影响并保持情感的积极作用,从而执行不需要情感作用的认知功能以实现其启发式影响。作为一种外部的道德增强技术,AMA既不存在内部干预措施预期结果的伦理争议,也没有干预手段自身的内在错误,在道德自由、道德增强和道德责任等方面都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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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德性之维

鲁芳, 郜甜甜

2022(5):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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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是幸福的内在维度,它因其内含的精神自觉和对功利的超越而成为精神幸福的源泉,因其促进他人利益、强调义务奉献的价值指向而成为保障社会幸福的条件,因其对人的劳动创造、自强不息等本质力量的彰显而成为创造幸福的动力,因其强调处理身心关系和人际关系时的节制有度而成为幸福生活的前提。因而,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幸福的实现要立足于社会实践,以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幸福的方向,以创造和奉献为幸福的底色,摒弃物质诱惑和社会不公,坚持人之为人的道德操守,捍卫幸福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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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孩生育政策的人口伦理意义

朱潇俏

2022(5):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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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政策出台,是我国政府直面人口形势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选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是维护我国公民生育权的伦理关切,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伦理路径,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伦理战略。然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却面临着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生育选择与职业发展、生育责任与养育质量之间的伦理冲突。有效应对三孩生育政策的伦理冲突,需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实现性别平等,完善生育保障制度;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强化人口伦理责任;三是健全托育服务体系,实现“幼有所育”;四是塑造新型婚育文化,优化生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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