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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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模式的正义之维

何建华

202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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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评价和选择发展模式的伦理之维。强调发展模式的正义之维,要求发展必须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价值为根本,保障发展权利,促进公平发展和共享发展,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在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现阶段正是我国发展模式调适的重要时期。应该以正义原则来反思并调适发展模式,抑制现实发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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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及其限度

刘松青

2020(3):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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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一般意味着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匮乏,但财富的匮乏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恶,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因而,在现实的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消除贫穷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善。然而,贫穷也许会招致“恶”的发生,但贫穷本身并不意味着恶,如果剥离贫穷的多元赋值,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个体的贫穷,尤其是那些基于某种生活理念弃绝物质享受的个体,那么,贫穷就不一定是恶,也并不意味着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不是基于“贫穷是恶”的道德判断或“贫穷可能导致恶”的伦理叙事,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正义”。我们需要意识到,“贫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精准扶贫”应有其限度;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相对于消除贫穷,守护财富匮乏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更基本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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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贡献

袁超

2020(3):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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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正义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开始被学术界重视,空间正义理论源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兴起,空间正义研究的问题谱系出现重大转变。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哈维、福柯,学者开始以空间的思维重新审视城市的发展,对资本、权力和空间的互动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为城市空间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忽视空间价值性的研究,就极有可能走向空间决定论,因此要结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对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展开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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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环境的原始发生及其归责问题

晏辉

2020(3):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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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环境乃是由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所形成的过程及其后果,包括主体形态的思与行、客体形态的规范体系。伦理环境原本是后果性的社会事实和精神事实,但它一经形成便又反身嵌入到人们的道德世界中,从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选择、行动和评价。对伦理环境作事实和价值意义上的分析、论证和判断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谁为一个不良的伦理环境负责,伦理环境是追问道德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学研究中,人们着力研究的是每个人都应当对其行动担负道德责任,然而却从不追问谁为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环境负责。如果不从不同人群在造成共同的伦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归责问题,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就不可能彻底,让所有的人共同承受不良的伦理环境并对不良的伦理环境担负同样的道德责任,乃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最大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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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侵入：道德自由的传统与超越

陈万球

2020(3):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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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由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觉解和境界,是在道德意志的统摄下,按照道德必然采取行动的能力。技术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确证和实现道德自由,另一面限制和压抑道德自由。自从人猿揖别后,人便始终处于技术化进程当中,随着习俗教育、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的技术侵入,道德自由因此展开了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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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阐释：论独立性道德知识何以可能

傅鹤鸣

2020(3):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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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对柏拉图“普遍善”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人类活动进行不同类型的归类整理,由此形成各自独立的、有着异质界限的不同的知识类型,是亚里士多德突破科学方法论概念对伦理实践活动的限制而确立独立性道德知识的知识论基础。为此,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实践活动的本性出发,将作为“实践的、自为的”道德知识与作为“确切的”科学知识和“他为的”技艺知识进行了“独立意义”上的原则划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性道德知识的这一判断并予以了新的时代肯定。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普遍性、支配性地应用,导致在道德领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道德科学不但在于而且能够认识道德现象后面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对此,伽达默尔从哲学解释学出发,根据道德知识的不确切性、目的性以及可理解性等知识本性,完成了独立性道德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划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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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叙事

文贤庆

2020(3):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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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叙事就是有关生命和生活的道德叙事,道德叙事的主体通过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中的事件叙述,呈现或揭示隐藏在这些体验、经历、事件或行为背后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创造出生命或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生活运行轨迹表明道德叙事的主体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呈现的历史主体;有意义的人生和道德生活表明道德叙事是基于一个统一主题对人性目的的理解。“道德主体”“历时性”“人性目的论”“主题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道德叙事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道德训诫”把“未受教化而偶然所是的人”转化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这是人类深层次的道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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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丰富内涵、深远影响和文化反思

孔润年

2020(3):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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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起源于周人祭天祀祖的习俗。周人尚礼,既表现为祭天祀祖的习俗,又表现为创造了宗庙祭祀制度和很多青铜礼器,更表现为《周礼》《仪礼》和《礼记》的经典记载。周人创造的礼乐文明影响深远,孔子、荀子、管子、董仲舒、张载等思想家,都对周礼和传统的礼治、礼教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精彩论述,使“礼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抽象继承的方法来对待周礼和传统的礼治和礼教,既要肯定其在收拾人心、规范行为、整合社会、维护稳定、倡导文明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在抽象继承、文质兼备、礼乐结合、礼法相通、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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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陈睿瑜

2020(3):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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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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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黄勇, 段素革

2020(3):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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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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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康德尊严观的重新阐释

李亚明

2020(3):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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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的人性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的尊严观。由于对人性公式的片面理解,生命伦理学中的“康德主义”否定人类尊严的平等性,遮蔽了康德的尊严概念本应具有的重要理论功能。人性公式论述的是尊严的道德要求,而非尊严的基础。构建康德的尊严观,需要超越人性公式之外对康德的尊严理论进行阐释。通过分析人性、人格和道德自主等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人类个体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个体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个体对人类整体尊严的分享;人类整体的尊严来自人类道德自主的潜力,而非已表现出的能力。这样的尊严观恰恰认可并论证了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所承担的不同于以往的功能,并有助于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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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的“无耻”之辨正

于江霞

2020(3): 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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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希腊昔尼克派的创立者,第欧根尼在世说传统中常以“无耻”形象示人,这不仅引起反对者对其道德哲学的攻击唾弃,而且还令他的追随者都哑口难仿。然而这一形象并非是一种道德退化的表现,而恰恰代表着医治道德退化现象的一种“高调”的伦理努力。透过第欧根尼公开的夸张、戏仿言行以及坚持不懈的德性训练,可以说其蓄意、一贯的“无耻”生活方式正是他用以推销其伦理主张、毁损习俗和扫清社会烟雾的带有理智慎思的哲学工具,传递的则是其始终关切的简易、自制、自足、自由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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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团结问题

左高山, 段外宾

2020(3):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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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维系共同体稳定的重要纽带,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团结问题。然而,团结却成了21世纪的最大问题。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似乎在理论上忽视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团结何以成为问题、团结是基于友爱还是理性以及人类团结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没有全人类的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团结,既需要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团结起来,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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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审视

刘勇, 黄杨森

2020(3):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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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妥协是政治运行的灵魂。政治妥协作为现代社会化解矛盾、应对冲突、引导多元主体互利共存的理性方式,有着内涵丰富的伦理意蕴和重要的伦理价值。在社会冲突发生的公共场域中,政治妥协涉及个人伦理、行政伦理和社会伦理等多重伦理。然而,社会矛盾易激化、社会冲突易升级、政治妥协难以起效的现状,反映了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危机生成的角度看,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失效是由于个人有限理性的显露、行政权责失衡的陷阱和社会公共理性的缺失造成的。而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推进社会冲突中政治妥协的伦理建构,基本的途径应该包括着力提升珍视道德理性的个人伦理、避恶扬善的行政伦理和追寻公共理性的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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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创造中的道德与创新问题研究

乔治·恩德勒（GeorgesEnderle）, 张琳, 陆晓禾

2020(3): 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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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创造财富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本文引言回顾了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的观点,即创新文化对欧洲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引言还提到了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在将发明转化为可行的经济和金融解决方案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了《中国2030年报告》（China 2030）中有一整节专门论述了“中国通过技术融合和创新实现增长”。本文的主要部分论述了财富创造中的道德和创新的一般问题。首先,用全球化、可持续性和金融化这三个关键术语简要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三个相关原因。其次,解释了作为全面概念的财富创造并举例说明了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企业家精神。第三,更具体地从人权和其他伦理规范和价值观来考虑财富创造的伦理维度,这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从道德想象力来考虑。最后,本文把这些一般性的考虑放在中国背景下,提出了中国如何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整合道德与创新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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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自然为根的绿色发展伦理

龙静云, 吴涛

2020(3): 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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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为根”作为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源于以下事实：人生命的产生源于自然之演化,自然是人类生身之“母”;人生命的成长离不开自然之养育,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根”;人的发展与幸福离不开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并过上美好生活之“基”。而近代以来人类的发展实践在创造工业辉煌与奇迹的同时,由于悖离“以自然为根”的人的自然本性,已经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造成人类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断下降,使人的身心健康遭受各类危害,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我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原则与要求的前提下,为超越黑色发展模式及其造成的发展困境,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由此破解人类发展不可持续这一时代难题而作出的历史性谋划与创造性决策,因而具有重要的伦理属性和伦理价值。从认识论的层面看,绿色发展无疑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实质性飞跃,是人类的生态认识和生态智慧的结晶。从实践论的层面看,绿色发展恰恰是对人的自然本性——人类对自然的亲缘和依赖关系——有机协调、互利共生关系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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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云南省建水县祭孔仪式的考察

蒋颖荣

2020(3):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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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乃全国第二大文庙,近年来在此举办的祭孔大典将传统祭祀与现代公祭高度融合,成了国内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活动。祭孔仪式通过回溯历史、雅俗共赏、礼乐交融和体态展演等环节,展现了伦理情感之发显与强化的基本过程;而家国同构的理念则成了伦理情感之延续的现实依据;通过对“礼”“仪”关系的疏通,从而认识到仪式将人们被动的“使命感”化作主动的“仪式感”之过程,进而申发出对伦理情感内生之呼唤。基于对祭孔仪式的展演过程与伦理诉求的分析,“仪式”表现与“仪式感”的运用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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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乡土美德——以乡约为叙事线索的考察

韩玉胜

2020(3):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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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乡村社会诸多普遍频发的道德问题最终指向一个人们不愿接受却不得不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现实暗示——农村“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体表现为那些素具神圣魅力的乡土美德教化传统的失落。深入发掘传统乡村美德教化资源以助推当代乡风文明成为应对现代乡村道德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中国传统乡约就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以美德教化方式整合乡村道德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基层教化组织,目的在于通过塑造民众主体美德和营造乡村美德氛围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系统梳理中国传统乡约美德教化的思想资源,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凸显新时代美德教化的“新乡约”,可以为新时代乡村美德振兴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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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道德自律机制研究

蒋玉

2020(3): 1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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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正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治理与发展需要合理、有效的制度约束,但不能仅仅凭借互益所依赖的成员相互监督、促进的他律性机制实现其良性运转,而必须通过由外部可见的道德自律展现出其良好的公益形象。从组织伦理视角看,公益性社会组织在道德自律机制上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它对个体品德的超越性、对组织伦理能力的依赖性和不同体制、结构下道德自律机制的差异性等方面。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道德自律机制,主要通过基于个体道德需要的自律、基于权威或公议的自律、基于心理契约或互信的自律、基于制度自觉的自律以及基于组织伦理能力的自律等几方面共同作用得以顺利、有效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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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全面转型中的伦理秩序构建

李妍

2020(3): 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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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需要价值的引领、道德的支撑。面对社会全面转型,我们唯有构建与之相适的伦理秩序,才能满足社会各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消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张力,确保社会在转型中协调发展。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价值的强势导致道德价值的式微,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的缺失,经济文化的蔓延导致道德精神的弱化。新时代社会转型需要整体性伦理秩序的支撑。整体性伦理秩序具有复合型的价值目标、开放的道德姿态,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全面转型中伦理秩序的基本维度。伦理秩序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坐标,以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以互惠共享为交往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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