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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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

王泽应, 杨笑沛

2020(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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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作为公民的义务,不仅有助于国家获得稳定性和统一性,也是公民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条件。我们有理由践行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确保作为一条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爱国主义得到深思熟虑和审慎的贯彻实行,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源于国家政治生活、公民身份认同与价值依归的内在需要,蕴含着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要求公民自觉加强对国家的政治忠诚、热爱祖国的文化,践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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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现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肖群忠, 霍艳云

2020(2):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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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些专有准确的概念是近现代以来才形成的,但在几千年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和多民族的融合、发展,爱社稷、疆土、文化等的爱国实践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概念明确形成、意识得以强化确实是近百年来的事,是中国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危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于危亡的产物。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不仅鼓舞着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亦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断奋斗。在当前研究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中对这组概念的形成,意识的强化过程进行严肃细致的研究分析,不仅能够促使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也对人们的爱国主义实践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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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的爱国情怀

朱承

2020(2):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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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怀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公开运用理性对生存处境进行分析和反思后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理性精神。就国家而言,人们的共同生活和理性认同构成了国家存续的前提;就个人而言,国家的功能和目的满足了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理性诉求。正是个人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使得人们在理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对于自己的祖国的热爱之情,爱国成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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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论自我与共同体的联结——兼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何以可能

詹莹莹

2020(2):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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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麦金太尔将其置于美德理论建构的视阈中讨论。他提出了一种叙事性的自我观,从可理解性、可持续性、可解释性、角色统一性等方面提出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传统为这样一种联结提供了社会背景,实践的内在善则为其提供了规定性内容。而且,自我与美德之间的统一,要基于对共同体的善的认可来实现。正是社会目的论集中体现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内在结构。此外,他进一步刻画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爱国主义被视为一种核心的美德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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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共享性与空间伦理

向玉乔, 邓世瑜

2020(2):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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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所有存在者应该共享的先验条件。无论是作为宇宙而存在,还是作为自然界而存在,空间都具有共享性。每一个存在者在空间中的存在实质上就是在宇宙或自然界中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人类不仅像其他存在者一样占有空间位置,而且知道它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因此,我们甚至会有意识地在宇宙或自然界中争夺自己的位置。人类在自然界或宇宙空间的发展历程表现为一个生态扩张主义过程。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破坏自然界的空间共享性、抢占自然界空间的必然结果。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也是一个空间。它可以区分为公共生活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这两种生活空间有着根本区别,但它们都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人类通过建造和占有房屋的方式将自然界空间私有化,这既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也是一个人际伦理问题。空间国有化不仅导致自然界空间四分五裂的结果,而且导致空间政治化、伦理化的结果。进入有国家的社会状态之后,空间就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自然实体而存在,而是变成了政治实体、伦理实体。空间伦理是人类为了维护空间的共享性而建构的一个伦理价值体系,其核心问题是空间是否应该共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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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社会偏见和话语权的共享

周谨平

2020(2):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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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见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于社会良序交往、社会平等的达成构成严重威胁。社会偏见源自自我认同的局限、自我观念的普遍化倾向与自我利益的不当最大化。社会偏见将导致社会话语的剥夺,主要表现为制度剥夺与文化剥夺。社会偏见的存在会加深社会利益群体固化,阻碍社会认同,危及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消除社会偏见、实现社会话语共享,就必须为社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搭设桥梁,充分保障人们的“社会可得能力”,培育社会共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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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益慈善伦理研究的梳理、反思与展望

彭柏林, 易璐

2020(2):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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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伦理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并获得长足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目前我国公益慈善伦理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迫切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伦理学,这既是新时代我国公益慈善伦理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国公益慈善伦理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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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心觉之路：儒家心学伦理精神研究

周德义

2020(2):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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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具有心学传统,以为人处世作为立论基础,其方法论“反求诸己”。儒家心学伦理以心为本体,以中庸为德性,通过养心、治心求得放心而建构起内在的主体性和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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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的价值及局限的现代诠释

马杏苗

2020(2):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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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命题。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将儒家伦理置入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在公共伦理话语背景中对其进行现代存在样式的新诠释。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儒家的“入世”是一种“安身立命”;其二,儒家的“在世”是一种“自我圆成”的场域。在此,人的日常世界与终极关切合一;其三,“同心圆”与“礼”作为儒家式“共在”的应然方式,蕴含着正向的价值也存在着局限。通过对儒家伦理价值及局限的存在论意义诠释,以期在价值的彰显与闭锁中探寻其在现代社会持守与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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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王计然

2020(2):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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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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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愤怒”的道德地位

陶涛

2020(2):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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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道德哲学而非实证心理学的视角讨论“愤怒”的道德地位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个人美德与社会福祉。有些学者,如塞涅卡和纳斯鲍姆等,否定了愤怒的道德合理性,或至多承认它只具有过渡性的价值。通过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而非《修辞学》中的观点似乎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愤怒。愤怒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截然避免的性情;同时,合宜的愤怒或温和的品格亦是一个理性卓越之人的表现,是与非正义抗争的必要助手。所以,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否定愤怒,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辨明合宜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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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鲁芳

2020(2):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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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精神、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性观审,体现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伦理构想——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实现、人的个体性的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的充分释放、人的审美能力的充分提高。这是“总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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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论美德

盛传捷

2020(2):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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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柏拉图《美诺》中有关“美德”的文本,本文分析和阐发柏拉图对给“美德”下定义而提出的要求。以往流行的观点通常侧重于把“美德”等同于某种内在品质,而本文则试图指明美德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被描述为“内在品质”加上“外在名誉”。同时,柏拉图试图建立美德的不同等级并说明为什么美德可以在个体与城邦的层面上得以实现。柏拉图不认为存在美德的教师,而是认为可以通过“回忆”与“美德教育”两种方式获得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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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与美好生活——基于经济运行基本过程的探讨

龚天平, 饶婷

2020(2):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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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过程中,经济伦理对美好生活的支持价值不应忽略。就两者关系而言,美好生活是经济伦理的价值理性,经济伦理是美好生活的工具理性。美好生活是物质富裕、自由公正、平等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美好价值的整全性、立体化呈现的生活。从经济运行基本过程角度看,经济伦理通过为经济生产确立创造财富的伦理目标、为经济交换确立自由公正的伦理要求、为经济分配确立平等和谐的伦理规范、为经济消费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理念来协调、保证经济有序运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并走向美好生活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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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制度建设与伦理秩序重建

张燕

2020(2):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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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顺从压迫、不自觉反抗侵略到自觉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伦理觉醒过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奠定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运行,以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伦理秩序重建与转型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得以保存,伦理的延续性使其在新的乡村生活中仍继续发挥着维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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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哲学视域下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

王前, 刘洪佐

2020(2):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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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类疾病的科学研究和预防治疗带来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需要及时加以反思。从机体哲学角度看,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可能给生命机体个体带来未知风险,侵犯其自然生存的权益,也给人类的基因库带来潜在危害。作为社会机体的成员,经过不恰当基因修饰的个人或群体会带来先天劣势和优势的差别,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冲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不恰当的基因编辑也可能带来人类精神机能的变异,造成自我认同、人格同一性和认知能力方面的障碍,影响精神机体的健康。从机体哲学的视域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的伦理反思,能够不断拓宽视域,发现各类机体之间更丰富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影响,提高认识的深度、广度和成效,使得基因编辑技术在伦理规约的合理范围内得到恰当的利用。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伦理反思的基本原则包括“整体性”原则、“顺应自然”原则和“大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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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技术的社会伦理挑战及应对

陈四海, 魏姗

2020(2):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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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技术可以帮助残障人士克服生理损伤的局限,提升残障人士的独立性,消除社会阻隔,促进社会参与。残障人士在因残障歧视而产生的羞耻感和因设备与使用者不相匹配所带来的不适感的共同作用下,常常会弃用临床诊断所要求的辅助技术设备,陷自身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为了应对辅助技术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仅要将残障人士的心理体验、伦理需求和审美需求融入到辅助技术的工程设计之中,而且要创造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促进和提升辅助技术设备和残障人士的人机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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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精神哲学：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形上期待——樊浩教授《“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评析

蒋艳艳

2020(2):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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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以“伦理精神”为聚点,以“精神哲学”为密钥,建构“道德形而上学”之理念、基础与形态三维度。《三部曲》直面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形而上学”困境,围绕“伦理精神”的核心概念,在批判审视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形上努力基础上提炼“价值生态”理念,继而在中国伦理精神与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对话互动中正式确立“精神哲学”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建构起“道德形而上学”的新理论形态,开辟出伦理学形上思辨范式的新视野与新境界。但精神哲学方法的运用也不可避免遭遇到违背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等理论诘难,作者深谙其理,在思辨推演中作出回应,更加明确了其构筑伦理学自身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远大学术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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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公正是个伪议题

韩东屏

2020(2):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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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公正议题中的“代际公正”不应被等同于“代际正义”,因为“公正”与“正义”实际上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而且后者是前者的下属概念。代际公正议题的首要问题是该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从以往学界的四种肯定性论证即罗尔斯论证、功利主义论证、道义论论证和共同体论证来看,它们都未获成功。但由于此后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论证,因而仅从反面反驳还不能彻底解决该议题究竟是否成立的问题,就还需要从正面对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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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传统居宅伦理的幸福生活追求

敬晓庆

2020(2): 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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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居宅伦理始终灌注着幸福生活的希冀和求索,或者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构成了中华传统居宅伦理的价值始基和目的性追求。这一价值始基和目的性追求内涵了居有定所、居有所安、居有所乐等进阶或要素。就其逻辑次序而言：居有定所作为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是人生幸福的肇始;居有所安是对居所需求的进一步提升,这种“所安”理想既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安全舒适,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安心无碍;居有所乐则围绕正确处理居所空间内部的血缘关系及外部的地缘关系,寻求借助居宅产生的家庭和乐以及精神攀越层面的发自内心的愉快体验。中华民族这种对居宅空间、对土地的眷恋深嵌于今天中国人对于“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和“居有所乐”的不懈追求中,是建构当代中国居宅伦理的重要资源和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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