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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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的退化与进化

韩东屏

201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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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作为人的工具而偏离甚至危害人本身可谓道德退化,道德退化在历史中表现为三种悲剧,即道德因人而异、道德反客为主和道德因小失大。对这三种悲剧的揭示不会否证道德工具论,只会从另一方面更深入地证明道德工具论,同时还能让我们找到消解道德悲剧与推动道德进化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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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概念与“概念”中的人——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伦理探索

田海平

2012(5):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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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实验在受试者研究方面遇到的伦理挑战,迫使人们一再地回归并认真地反思《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伦理意蕴。前者以简约的法典确立了“为人权而斗争”的基本伦理路线以及生命伦理原则。后者在一再的修订和补充中面对诸如“知情同意权”之类的复杂的人权伦理问题。由于自《纽伦堡法典》以来生物医学领域的国际伦理准则的拟定与人体受试者研究的人权伦理探索紧密相关,回到“人的概念”与面向“概念中的人”分别代表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人权伦理探索。《纽伦堡法典》的启示凝结为“人就是人”的精神守望。《赫尔辛基宣言》展现出开放的人权伦理探索,代表了将伦理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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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陈晓平

2012(5):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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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适应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即幸福。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功利主义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就是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公德和私德分别是道德系统的规范组织和自组织的两种状态。系统功利主义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最终体现于对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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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正义的情感基础——同情

徐丹丹

2012(5):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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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是社会正义的情感基础,社会正义是同情的现实指向。同情既是一种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也是个人和社会交往的情感过程。同情不仅和理性不悖,而且促进了理性。社会制度只有确立、保护并激发一般意义上的同情行为,社会的整体收益才能最大化,形式上的社会和谐才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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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

卫建国

2012(5):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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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化性起伪”是道德之“积”的前提;“积善成德”是道德之 “积”的主要内涵;注重学习、专心一志、实践行动和人文环境,是道德之“积”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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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萧无陂

2012(5):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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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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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西方公正观演进的现实启示

何建华

2012(5):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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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观,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形式公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旨在实现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在西方,公平正义观经历了一个由形式公正走向实质公正进而追求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相统一的过程。借鉴西方公正观演进的逻辑,把握公平正义发展的规律,构建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公平正义实现机制,逐步实现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对于构建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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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寇东亮

2012(5):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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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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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问题”再思考——基于同情、旁观者和效用原则的考察

张伟, 杨明

2012(5):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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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提出了从“是”到“应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而得以建立的可能性。相反,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恰恰是要以同情原则为基础,并辅之以旁观者与效用原则来弥合“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从而建立一门科学的道德学说。20世纪情感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发挥”显然是休谟本人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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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筑的伦理叙事

秦红岭

2012(5):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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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具有伦理性叙事的建筑空间,是从古至今建筑艺术体现其精神功能的重要手段。文章主要以有代表性并具有明显伦理意蕴的叙事性建筑,即纪念建筑、宗教建筑和政治建筑为例,探讨了建筑的叙事现象,阐述了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及其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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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决策及其伦理意义

高杨帆

2012(5):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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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策是控制技术后果的重要环节。技术决策必然带来利益的得失,也就产生了伦理问题。技术决策过程的伦理问题包括技术决策伦理规范的确定以及技术决策者的伦理责任的确立等。技术决策有伦理规范的参与,其目的是要求决策主体对技术的社会后果负责,因此在实践中技术决策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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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困境

张启江

2012(5):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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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法伦理学即将跨越三十年。通过总结和反思近三十年中的热点问题,勾勒出学科研究的基本境况与大致发展进程,同时,审视问题,直面困境,旨在合理地定位和充实交叉学科的身份内涵,凝练学科的概念系统与核心范畴,构建逻辑自洽的学科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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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行政伦理思想

张振

2012(5):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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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行政伦理思想及其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理论渊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是根本,“廉政勤政”是关键,“为政以德”是主导,“选贤任能”是重要环节,“重典治贪”是主要防线,本文试图在对上述含有治世之道的一般规律的认识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伦理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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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近代新气象——社会结构角度的考察

贾晓斌, 刘文波

2012(5):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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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政治结构等)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变化不过是根本社会结构不变基础上的量的变化,传统政治伦理仍然是在原有框架下所做的改良,无所谓转型的问题。而近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由此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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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的伦理战略选择

周俊敏

2012(5):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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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战略选择是指企业战略决策者根据资源、环境等影响因素,对伦理战略方案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比较,选出一种较为满意的伦理战略的决策活动。企业伦理战略选择对企业、社会、宏观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考察企业伦理战略选择的相关要素。根据资源、环境等影响因素,企业有着不同伦理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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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企业伦理建设中的价值排序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的一种现实解读

张彦

2012(5):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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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伦理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企业的价值排序和伦理决策是企业伦理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当代中国企业主要面临着三大价值排序问题,即义利之辨、人我之辩和志功之辩。对于以上三个问题的排序决定了企业立足的基础和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道路和生命长度。对当代企业伦理建设中价值排序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当代语境下的一种现实解读,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利益的界限”、“剥削的界限”、“发展的界限”的理论前瞻与深刻远见,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伦理建设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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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理性及其经验生成——康德道德教育理论论析

詹世友, 李友鸿

2012(5): 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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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道德价值的根源在于理性规律,并衍生出道德法则、义务、道德律令、人格尊严等概念,它们是属于本体界,是纯粹的、普遍的、绝对的、形式性的。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直接以理性规律来决定意志的动机。但是教育只能在现象界进行,那么,经验性的教育手段和教育过程如何能对本体自我的品质产生塑造性影响,这是一个难题。康德认为,可以通过规训、培养、文明化、道德教化经验性教育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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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的“治道”内化

刘新庚, 韩慧莉

2012(5): 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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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内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的必需途径,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是高等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治道”内化的组织实施是一个系统教育工程,必须建树“以为人之道为核?以为学之道为本”的理念,开辟“主导定向?渗透拓展”的实施途径,建构“道律固本·激励联动”的运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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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伦理研究之回溯、论阈与展望

孙欢, 廖小平

2012(5):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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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伦理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旅游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旅游伦理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旅游伦理或旅游道德教育研究和旅游伦理规范或旅游道德建设研究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研究成果零散、理论构建欠缺、研究方法单一和实践价值贫乏等问题。因此,国内旅游伦理的后继研究应该注重研究的系统化、建制化、跨学科和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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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李义天

2012(5):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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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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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歌曲的伦理审视

刘雪梅, 徐建军

2012(5): 1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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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歌曲,是歌颂和激励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歌曲。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抒发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为主并且广泛传唱的歌曲,是中国人民民族情怀和革命精神在道德领域的重要体现。本文对抗日救亡歌曲的伦理意蕴、抗日救亡歌曲的精神特质,抗日救亡歌曲不朽的伦理价值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抗日救亡歌曲的理解,而且还有助于人们把握抗日救亡歌曲的精髓,更将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抗日救亡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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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离我们有多远？

王银春

2012(5):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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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库比特《太阳伦理学》述评

郭方天

2012(5):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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