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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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之“公”及其存在形态

樊浩

2013(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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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既是“公民”与“道德”的同一,更是“公”与“民”的同一,其同一体不是“民”之道德,而是“公”之伦理。公民道德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伦理之“公”与道德之“民”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遭遇一个尖锐难题:伦理之“公”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伦理存在的“理想类型”从逻辑与现实两个维度展现:“伦”—“伦”之“理”—“伦理”善;“伦理实体”—正义或公正—社会善。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之“公”经过两种历史形态的变迁:计划经济—“单位制”时代伦理存在的历史形态,是政治—伦理合一形态;市场经济—“后单位制”时代伦理存在的历史形态,是经济—伦理博弈形态。前者是伦理与政治的合一,通过“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社会体制强烈地呈现“公”的合法性与终极性,形成政治压过伦理甚至“代办”伦理的公民道德,最终由于伦理资源和经济活力的不足而艰难转型。后者是伦理与经济的博弈,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紧张,伦理之“公”不再是制度化和体制化的存在,而是有待建构的市场与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无所不在的市场逻辑,伦理在生活世界中不得不与风车搏斗,甚至孤军奋战。不断增长的伦理批评标志着收复伦理失地的开始,一场捍卫伦理存在的凤凰涅磐正在演绎,伦理和伦理之“公”必将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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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

江畅

2013(5):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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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德性的思考与探索有一个复杂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传统。这个传统虽然是西方古代德性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形成和演进的过程并不是与整个西方德性传统完全同步的。一般地说,西方古典德性传统是西方古代德性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方德性传统最终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成为其中的精髓和灵魂。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是人类德性思想的巨大宝库,其内容十分丰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仅在历史上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它对于今天的人类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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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传统观

李建华

2013(5):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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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传统观是其对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礼俗规常和历史文化的总的态度、观点和看法。“援仁入礼”是孔子传统观的建基语境,“因革损益”是孔子传统观的基本内涵,“孝亲学文”是孔子传统观得以落实的基本保障。孔子的传统观给予现代人的启示是:继往,应该尊重传统,承认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继性;开来,当要突破传统,开创历史文化传统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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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概念的两重涵义

甘绍平

2013(5):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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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既具有作为仅仅适用于某一族群或共同体内部的行为规范的自然的或特殊的道德的涵义,也拥有普遍道德的涵义;普遍道德一方面表现为各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重叠的道德直觉与道德公理,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基于理性洞察而自主建构的所谓人工的道德。正是由于道德概念涵义的两重性,才导致了道德相对主义与普世道德观之间的对立冲突,才决定了描述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视阈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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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的多元分配正义论

龚群

2013(5):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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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多元分配正义论是他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最有创意的理论之一。米勒认为,他之所以提出多元性的分配正义论,是因为,人类关系是多元的。在他看来,现实世界里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可归结为三种基本的关系模式:团结的共同体(Solidaristic community)、工具性联合体(instrumental association )以及公民身份( citizenship)。他依据这样三种关系模式,提出按需分配、应得分配和平等需求的平等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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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友爱,何种强者

包利民

2013(5):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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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幸福”(eudimonia)不可或缺的成分。但是人际性的友爱与“强者的幸福”难道不会是冲突的吗?柏拉图夸张地突出了这一问题,并挑战“强者友爱”的可能性。此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许多古代思想家都不甘心于接受柏拉图的否定性结论,一再试图破局,论证强者依然可以拥有友谊。这些论证构成了西方友爱论的丰富言说传统。用一个“强者/弱者”的政治本体论模型,可以系统地考察古典友爱论的各种主要思想是如何看待“强者”的本质,如何定位“友爱”(philia)在政治中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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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正当的语义等价性——兼论后果论的优势与缺失

刘清平

2013(5):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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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伦理学的语义分析视角看,意指可意欲性的善与意指可接受性的正当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等价性,以致就其善性而言,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总是正当的、可以接受的。在这种语义等价性中,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后果论的理论优势(虽然它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又潜藏着其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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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与道德公正——因果报应具有必然性吗?

魏长领

2013(5):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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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直观层面讲就是做好事得到相应的奖赏,做坏事遭到相应的惩罚;其深层次就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因果报应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形而上学问题。经验层面的呈现是有因果报应,但缺乏必然性。因果报应具有必然性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道德要求(道德准则)本身要公正,二是道德评价要公正,三是道德赏罚要公正,四是道德结果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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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生活概念论析——兼及道德与生活的关系

易小明, 李伟

2013(5):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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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道德生活理解为:具有道德意蕴、可以进行善恶评价的生活,它是个体道德生活与群体道德生活的统一。这一定义具有重事实、轻价值的倾向,目的在于强调关注现实生活事实、强化道德的生活化研究,它基于生活与道德的本然关系:道德源于生活与生活是人的道德本质的展开相统一,道德融于生活与生活需要道德的承托与引领相统一,道德为了生活与道德本身具有成人的内在价值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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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诠释孔子伦理思想的方法及其向度

陈雷

2013(5):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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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诠释孔子伦理思想的过程中,彰显出了明显的方法论意识。本体诠释的方法、从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方法、心理体验的方法以及实践诠释的方法等,构成了梁漱溟诠释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方法。总体上看,梁漱溟诠释孔子伦理思想呈现出了双重的向度,既有“义理”(侧重知识建构)向度的诠释;也有“治事”(侧重社会运动)向度的诠释,而后者则成为其有别于其他新儒家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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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的交互影响及其意义——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

关健英

2013(5):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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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隋唐时期,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往来频繁,在文化上日益互相影响。民族间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魏晋隋唐时期民族间不同的习俗及道德,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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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为什么反对“社会正义”

孙春晨

2013(5):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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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将“社会”理解为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理由主要是:社会正义是一种刻意建构的“拟人化社会观”、社会正义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利、社会正义践踏个人自由。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论证过程,存在着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情形,分析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理由,对准确理解社会正义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的启迪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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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功利主义自由原则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性

刘琼豪

2013(5): 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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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为了保护个人在涉己行为领域的自由而提出的功利主义自由原则遭受了诸如伤害概念模糊不清、涉己与涉他行为领域的划分不可能、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相冲突的指责。密尔通过把伤害概念界定为是对他人或公众“明确的且可指定的义务”的违背、是对他人已经发生了的“确定的损害”和“可觉察得到的”损害,伤害的内容是指对他人应当认作权利的利益的伤害,以使伤害概念可能成为自由原则的基础;通过把“对他人的影响”区别于“对他人的伤害”,使得涉他行为领域与涉己行为领域的划分成为可能;通过把于己无害的涉己行为界定为个体自我发展的行为、自由原则的适用范围只限定于成熟的人类及人类个体、自愿受影响不完全等同于自愿受伤害等来实现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的一致性。因此,密尔的自由原则具有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是基于密尔的许多“设定”为基础的,因此,密尔功利主义自由原则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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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行政的道德之思

廖小平, 孙欢

2013(5):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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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行政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节约行政的核心价值观是节约为民,它与效率、公平、服务、责任等价值观具有内容上的交集。节约行政的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履行节约之德的基本要求的概括,包括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规范两个维度。节约行政的行政道德人格是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表现出的崇尚节约的价值取向与品格的总和,其培养应注重从内生人格和外生人格两个方面入手。节约行政的道德监督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行为是否践行节约价值观而做出的道德评价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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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诚信与行政公正

段江波, 朱贻庭

2013(5):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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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政府立身之本,政府诚信体现于政务诚信之中,而政务诚信必须以行政公正为本质要求。行政公正与政务诚信有着内在本质联系,行政公正是政务诚信的核心。它首先要求政府在从事政务中要秉持公正的诚意,并将公正行政的动机与目的、手段与效果统一起来,如此,政务诚信才能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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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费的本真价值

曾建平

2013(5):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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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类发展处于哪个阶段,人的消费始终存在一个“合是”的问题——面对真实的“人”之本性,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贯穿着“消费是什么,是怎样的”这样一个主旨。任何时候不管消费之“是”如何变化发展,消费之“真”始终是消费之“是”的核心,是社会化的人解决生存、实现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本真消费总是在一种依托于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条件下,合乎自然历史发展、合乎生态人健康、合乎本我所处社会环境中精神丰富需要的目的选择,就是人们在消费自由中立足于“真”而求善,以展现美的幸福图景,是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消费自由与人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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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市场伦理思想

乔法容, 杨承训

2013(5): 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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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第一次依据社会主义初期的实践阐述社会主义市场伦理文化。在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实施新经济政策改革中,列宁尤为重视恢复和发展市场关系,要求学会经商、文明经商,把国民经济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结合的基础上,生产和分配坚持同个人利益结合的个人负责的价值原则,依法治市与文明治市相结合,市场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等重要市场伦理思想,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伦理建设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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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义利观

刘立夫, 龙璞

2013(5):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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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可以分为两大流派:重义轻利的德性主义和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到底哪一种思想更适合现代市场社会,还有待于具体分析。重义轻利论的核心是公利重于私利,义利并重论的本义是无利不成义,一个是注重国家社会的公利,一个是注重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看待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实际上并无根本的冲突。市场经济不等于利己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价值系统中,“正其谊不谋其利”与“正其谊以谋其利”各有其针对性,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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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面临的全球现实背景探析

余达淮, 阮爱莺

2013(5): 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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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用详尽的论证揭示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这一世界就是风险社会,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经济全球化带来与主权国家经济规则之间的冲突,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因素也充满着交融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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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自然界的应然性

曹孟勤

2013(5):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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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自然界不能缺失道德考量,但道德考量又不能仅仅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基本准则,必须另辟蹊径。改造自然界是人的存在方式,其本质是不断超越现有而指向未来,直面人的理想价值追求,因而其道德属性不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实然性,而在于其本身内在蕴含的超越现实的人之为人的应然性。承认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本质是人存在本质和价值理想追求的呈现及证明,才能真正担保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与生态正当性,既避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不负责任,又防止人们对自然界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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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正义的困境及其出路

何建华

2013(5): 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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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人及其与未来各代人分享自然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坚持环境正义原则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必然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根深蒂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实现环境正义面临着种种障碍。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消费观,健全利益机制,倡导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加强全球通力合作,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促进环境正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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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伦理与环境伦理走向协同

周治华

2013(5):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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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性伦理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交往和关系,是环境伦理学摆脱理论困境、回应实践吁求的一个发展方向。环境德性伦理关注环境问题、人类兴盛与环境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扩展传统德性、解读环境典范、构建德性理论寻求环境德性的界定和说明。它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环境伦理与德性伦理如何相互支持,协同共进,也关乎德性伦理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当代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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