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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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礼, 黄春凤

202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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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关民族凝聚力建设,事关社会秩序有效整合。因此,必须深刻把握其成为全民行动的力量之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主要由历史动力、社会化动力和理性动力构成。传统家国情怀和伦理秩序的心理惯性、社会化的主动性和约制性的双重适应、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分别构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动力、现实动力和感召动力。基于三重动力的逻辑基础,强化人们背弃伦理道德的羞耻感和违和感,巩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获得感,构成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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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德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及其评价

曲蓉

2020(5):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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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成一套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运行机制。该机制的有效性及其评价应建立在对道德运行机制和有效性两方面内容的深刻理解之上,从社会成员对该机制的道德认同、该机制内外诸要素之间的系统作用以及该机制在推进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完善方面的目标达成状况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德运行机制总体上行之有效,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不足的问题,需要不断创新形式多样的道德建设活动,进一步完善道德运行机制。对社会主义道德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评价提供了一种评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效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同时使道德运行机制具备自评价、自反馈、自纠错、自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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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理路

高国希, 叶方兴

2020(5):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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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这一思路立足人类文明步入“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语境,重点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内在逻辑,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当下中国的价值语境、价值意蕴、价值使命、价值实现等多重维度入手,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本色,致力于实现“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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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道德价值赋义生发历史的伦理逻辑

田方林

2020(5):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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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劳动本无所谓高低贵贱。从阶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中国革命与建设时代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的道德价值赋义经历了一个从生存伦理缘生、实践伦理转生、人本伦理新生再到幸福伦理强生的过程。劳动道德价值赋义反映着社会的阶级状况,体现着社会的主流立场,呼应着社会的时代要求。其漫长的生发历史深刻反映出人民群众从受剥削压榨到顽强斗争、翻身做主再到追求幸福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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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

谭忠诚

2020(5):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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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儒简对儒家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这种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既丰富又深刻地贯彻在郭店儒简的道德修身论上,具体说来：在道德修身方面,郭店儒简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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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的伦理意蕴

张怀承, 管亚苹

2020(5):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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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思想研究中,有论者以“大道废有仁义”和“绝仁弃义”为依据认为老子在伦理思想上是道德虚无主义,其实,老子强调尊道贵德,但他思想中的“道”与“德”不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普遍意义的“道德”的简单拆分抑或西方哲学话语中的“道德”。老子所推崇的是以“道”为价值引领,以“德”合“道”,“道、德合一”利于万物,“道—德—万物”一体的价值观。他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形上之道”的道德本体世界,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根源创立了以“自然无为”为伦理选择路径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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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权利说

龚群

2020(5):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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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权利说主要是针对公共占有转化为私人占有来进行。自洛克以来,一个传统说法是土地及其一切附属物都是人类所共有,而人类生存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对于公共物的私人占有。卢梭对于土地的私人占有提出了重要观点,康德对卢梭所提出的私人占有对于人类历史转折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论证“我的”“你的”的私人占有权作为自然权利的性质与意义。在康德看来,在自然状态下的“我的”“你的”的私人占有是种私人意志的行为,在没有约束性法律的自然状态下,难以得到他人的承认,因而是暂时性的。要将暂时性的私人占有变成为永久性的,就必须要在全体参与者同意的前提下进入到公民状态,即进入有着立法保障的现代国家状态。现代国家的权利体系的根据仍在于自然状态下人人享有的自然权利,从而现代国家的公民是在法律保护下的平等公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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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美德统一性问题

董滨宇

2020(5):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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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德伦理学视野中,“美德统一性”一直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经过人们大量的讨论,对这个问题一般主要分为“强的∕弱的”两种观点。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人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实,康德也谈及了“美德统一性”问题。相比于“强的美德统一性”,“弱的美德统一性”观点确实更有道理,但是它容易受到情境主义的威胁,而如果借助康德伦理学独特的内在体系,那么将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康德的“定言命令”相当于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它由于内在的灵活性而能够包容各种美德。“对法则的敬重”可以被视作核心性美德,所有其他美德都要符合这一前提,并且基于具体现实而与这一核心性美德产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各种美德也由此产生各种类型的组合。通过这种方法,康德实现了义务论式的美德统一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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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恩必然负义吗?——基于塞涅卡的分析

刘海娟

2020(5):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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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境中,“不感恩”直接译为“忘恩负义”,那么忘恩必然负义吗?追溯西方语境的始源,回到塞涅卡,其在《善施论》一书中,从道德哲学视域提出了“忘恩负义堪称至恶”的观点,从本体论、归因论、价值论三个层面回应了忘恩与负义的逻辑关联。在本体论层面上,忘恩负义与感恩相对立,包括否认受惠、隐瞒恩惠、拒绝回报、遗忘不报。在归因论层面上,过分的自大、贪婪和野心、嫉妒分别构成了忘恩负义的认知因素、欲求因素与情绪因素。在价值论层面上,忘恩负义是邪恶,是恶中之恶。归根结底,忘恩必然负义,且为至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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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政治伦理的四重镜像与中西王霸之争

靳凤林

2020(5):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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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方现代化存在时间落差和价值评判层面的重大差别,致使双方在政治伦理本体论、政治主体德性论、政治制度伦理论上判若云泥。在政治伦理本体论上表现为：直线型时间观和循环型时间观、个人主义主体观与集体主义主体观、工具理性和通情达理、宰制思维与和合文化的本质差别。在政治主体德性结构层面彰显为：资本绑架权力榨取劳动者利益与权力驾驭资本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根本差异。在政治制度伦理论层面凸现出：国家制度合法性上的至善与至恶之分、民族国家与文明共同体之分、多党分肥制与一党统合制之分。尽管中国现代化的王道政治之路崎岖不平,但只要我们能够克服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的各种弊端,在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群峰竞秀中相互牵连与提携,最终一定能够引导人类达至共同丰盈的现代性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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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居住幸福的伦理精神和智慧

陈丛兰

2020(5):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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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生活幸福的两大基石。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并矢志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具体表现在多方面,而居住幸福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居住幸福”指基于“无居”“贫居”“陋居”等状况的改变,生活向“有居”“安居”“富居”和“善居”“乐居”提升,居住主体内心由此产生的愉悦感、认同感与价值感。为人民谋居住幸福确证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证成着中国共产党的“得民心”。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居住幸福的历程灌注着思想的探索、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的落实,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居住伦理理论,它以“住有所居”为初始伦理要义,以“居有所安”为核心价值理念,以“居有所乐”为民生幸福追求,凸显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生活的关心和对其生存状况的改善之伦理精神及其伦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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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的知识观与生命伦理学研究

邵龙宝

2020(5):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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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观是西方知识观的一种宇宙论和认识论表达;儒释道的知识观是认识论、功夫论和伦理学的有机统一。“道”“仁义”“自然”“空”是中国式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儒释道知识观的目的是在“求道”,人之生命运动的最高境界是“行道”。寻常百姓并不能理解儒家、道家和佛家之“道”的超越性,但在日常生活中思考问题、衡量事物、评判价值,在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中却又都能体悟、感悟、证悟“道”的生生不息、孕生万物的能量,感受到“道”作为规律、原则、规范、真善美、理想目标、最高智慧等内涵的作用、功能和力量。“悟道”是最高的人生觉解,儒释道是一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命伦理学。儒释道的融合、互动、创新,可以创化出中国人特有的幸福智慧、人生哲理和幸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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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据空间中虚拟人的道德任性问题

陈亚慧

2020(5):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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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空间是与现实空间相对的新型道德领域,虚拟人作为数据空间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而成为与现实人相对的新型道德主体,其话语、行为表现出从现实性向虚拟性过渡的特质。道德任性是一种受感性冲动支配的道德行为,与道德理性相对,具有违背道德的潜在可能。数据空间与现实空间、虚拟人和现实人的双重差异使虚拟人面临道德任性的问题。道德任性对虚拟人在数据空间中的道德生存带来困扰：繁华的虚拟世界正在造成虚拟人体验意识上的失落、道德上“知”与“行”的分割、精神世界的解构等。个体、技术、制度成为应对道德任性问题的三种重要路径和维度,对促进数据空间中的伦理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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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视角

戴益斌

2020(5):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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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引起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以人工智能产品的典型代表即智能机器人为例,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讨论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智能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因为它不可能拥有心智状态,而拥有心智状态是成为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从道德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智能机器人能主动地面向人类,或者某人与智能机器人发生过有意义的关联时,智能机器人才能获得道德接受者的地位。而且,这样的智能机器人必须具备对话能力,会使用某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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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有限性的道德分析

唐代兴

2020(5):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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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场态中,“道德”既最受待见,也最不受待见,因为前者,道德被捧为万能,导致“道德绑架一切”;后者却表现为凡事拒斥道德,形成“道德被绑架”。这两种取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道德无限度。道德无限度的直接后果,是使道德“引导人心向善”和“行为边界约束”的功能丧失,推动了社会异化。改变这种状况的道德方式,是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道德的有限性,既是人性对道德的存在论规定,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的性质规定,更是法律和美德对道德的功能界定。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首先是道德不能僭越法律而行治理职能;其次是不能将美德降格为道德,也不能将道德升格为美德,这是使道德保持有限性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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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程序伦理价值体系论纲

左秋明, 任丑

2020(5): 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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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程序伦理价值体系将应用伦理学的“程序伦理”引入为基本方法论,因而具有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性,亦具备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道义属性,它内含“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理念体系、“权责一致、包容发展”的原则体系、“互利不害、互惠共荣”的价值体系和“合作共商、共建共当”的路径体系,将因其契合人类多元文化、多元文明、多元价值发展之本真、追求人类历史绵延之至善并寻求世界和平、和谐、和睦之大美而成为人类之“终极正义”和终极伦理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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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的社会性别伦理探析

李桂梅

2020(5):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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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伦理是一定社会道德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及其责任的期待和评价标准。社会性别伦理的分析就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从影响两性发展的性别价值观念及其行为规范入手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和政策,消除不利于两性发展的障碍。“全面二孩”时期,生育的男孩偏好将有所缓和,加之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特殊作用,会出现“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促进性别平等;生育已从私人领域的事务转变为公共领域应给予干预的事务,政府及社会应为生育提供各项制度支持;女性在孩子抚养和家务劳动上的负担将加重,家庭与工作的责任难以平衡,亟需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从而提升生育率;女性的催生压力将增加,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但女性的生育主体意识应受到尊重,生育应回归理性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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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被遗忘权主张——基于权利的信息伦理视角

胡晓萌

2020(5):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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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重塑了人类记忆与遗忘的状况,其以物质手段突破了人类记忆能力的极限,使记忆可以成为永恒,使遗忘成为不可能。因为大数据“永久记忆”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数据隐私、安全和数字身份造成侵犯等危害,社会针对数据被遗忘权展开了讨论。以欧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积极推进被遗忘权的立法。GDPR明确赋予个人的数据被遗忘权,以应对数字永久记忆给个人造成的隐私、安全等危害。但因其过于保守阻碍了个人的数据自律和产业发展而备受质疑。与之相反,以维纳和弗洛里迪为代表的信息伦理学家则反对删除数据。他们认为删除信息是一种熵增行为,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数据主义则进一步发展,认为数据流最大化是第一诫命。这派观点则过于激进,它把信息社会的价值标的从人类替换为信息,实际上是消解了人权。相对于上述两派观点,基于权利的信息伦理保持中间立场,主张赋予个体应有的数据权利（包括被遗忘权）,但该主张较于欧盟立法是温和的,提倡有限制的、不能被滥用的被遗忘权,既强调保护个人的数据权利,也不阻碍数据开发利用,进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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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平等主义理论的四个误区及其批评

王莹莹

2020(5):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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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将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当前全球正义论争的焦点话题。反全球平等主义者主要围绕无知之幕、机会平等、国族责任和全球强制四个方面,指出全球平等主义不值得追求。本文将分析表明,这些反对者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通过主张一种“厚”的而非“薄”的全球无知之幕、“弱”的而非“强”的全球机会平等观念,以及对国族即时和历史责任的审视,要求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进行正义的再分配。此外,反全球平等主义者认为缺少全球强制性制度体系的看法也站不住脚,这种强制性体系不仅存在,还能激发平等主义的分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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