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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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王泽应

2018(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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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而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考,其基石是主张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基本主题是围绕民族复兴而主张弘扬中国精神、陶铸中国品质,精神实质和本质特征是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更彰显出宽阔的国际视野和人类担当。习近平爱国主义思想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具有独特的气质、神韵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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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建设的道德基础

魏长领, 李源

2018(2):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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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为基础来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求所立之法为体现基本道德精神的良法、善法,还要将道德理念、道德价值、道德追求等贯穿于执政、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真正发挥道德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在立法环节,要将道德价值和精神渗入立法过程的始终,保证所立之法都为良法;在执法环节,要培育执法者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使之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在司法环节,要促使司法工作者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道德价值追求,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树立道德信仰,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在守法环节,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构建全民守法的道德基础,凝聚全民守法的道德共识,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的群众道德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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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和共同体——解读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一种思路

李培超, 周强强

2018(2):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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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框架中,道德是一个显性概念,伦理则是一个隐而不彰的概念。马克思伦理思想中不仅有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且也有关于伦理概念的考量,其共同体思想中就包含了对伦理内涵的把握。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中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分析,既可以发现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黑格尔元素,更能够发现马克思伦理思想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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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张力

王元亮

2018(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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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不平等处于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反题结构中。在描述性范畴,人们在有些方面是平等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是不平等的,因而往往存在身份悖论。在规范性范畴,不平等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并对平等的规范性主张形成有力制约。审慎的平等主张都是有节制的,需要对平等和不平等进行审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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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安心之学”——价值性心灵哲学的视角

高新民, 胡水周

2018(2):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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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心灵哲学通过各自独有的路径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同,即深入心底去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人之为凡为圣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进而成就了特种形式的由心性角度切入的圣学。钱穆的安心之学最具典型意义,在重构理想人格的构成要件时,不仅正确揭示了圣人心理的构成、条件、形成机理,而且成功解决了中外哲学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问题,如他不仅重视真善美等价值的必要性,而且强调圣人还有富、贵、吉、福、顺、寿等特点。这些为世界价值性心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然化意识和操作,但从实证科学角度所作的研究尚属阙如。这样的工作也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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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智仁双彰”大同构想潜含的伦理悖论

崔华滨

2018(2):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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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同构想中,康有为尤为注重对于智和仁的奖励与申彰,奖智和奖仁在康有为的大同构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智仁双彰”既是大同世政治运转之依凭,同时亦是在竞争消弭之境况下,防止大同世退化变质之重要保障。然而,深入检视可以发现,康有为之“智仁双彰”本质上是一种“智一元论”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与其意欲达成的大同世之间存在一种自反性的矛盾。“智仁双彰”的施行非但不能达成康有为“人皆平等”的大同愿景,适相导致“阶层分立”之严重后果。康有为思想中强烈的“智识主义”倾向,既与有清以来儒家智识主义不断孳衍的思想进路相顺承,又是康有为现实关切的思想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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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现象学：缘起、内涵与方法

王云强, 郭本禹

2018(2):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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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20世纪初的道德现象学主张采用现象学方法分析道德经验。道德现象学涉及两方面的含义：处于现象学传统中的道德哲学和道德经验的现象学研究。道德现象学的研究目的有二：实践研究目标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道德冲突,而哲学目标则是为达成实践目标的成功而提供道德理论的基础。道德现象学研究必须满足四个标准：关于道德经验的、广泛的、独立的和坚定的。其研究方法分为两类：“内容”的方法和“泛型”的方法,具体研究形式是问卷法和内省法。道德现象学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成果,为解决道德研究之争论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对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启发。当然,它也存在着现象学与道德研究的关系仍存争议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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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幸福论思想探析

余卫东, 刘莎

2018(2):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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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幸福论思想包括两个大的部分。在本体论维度的阐释中,费尔巴哈强调了人的本质就是物质性,强调生命本身是幸福,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对性的追求甚至自杀都是追逐幸福的表现。在伦理学维度的阐释中,费尔巴哈认为幸福需要通过义务、良心去促使人们超越狭隘利己主义的束缚,并建立一种“爱的宗教”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幸福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革命的实践品质。时至如今,费尔巴哈的幸福论思想对于我们珍惜生命、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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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与多元困境

李石

2018(2):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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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不止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而各种价值之间有可能是不可通约的,甚至是不相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比较。在每个人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不同的目标和价值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甚至是可以进行计算的。正是基于这种数字化的计算,每个人才有可能在面对多种价值和目标时做出理性的选择,根据每一目标和价值对自己人生的意义而做出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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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自我管治的伦理探析

欧亚昆, 雷瑞鹏

2018(2):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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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技术领域之一,给生物技术产业带来了空前变革,但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风险,如何对其进行管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各国政府以及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伦理指导原则,但依然存在诸多管理问题。对此,有人提出自我管治才是合成生物学最好的出路。那么究竟自我管治是否可行?本文将梳理合成生物学的政策和伦理管治现状,分析存在的管理问题,介绍自我管治的经验,探析自我管治在合成生物学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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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家长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得到辩护?

朱伟

2018(2):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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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疗家长主义在医患关系历史上的发展以及学界的理解来看,它已与传统家长主义概念相去甚远。家长主义干涉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对主体自主性的提升,以及能否达成和实现病人的意愿和利益。为此,应当注意以提升病人自主性为名而实际违反其自主意愿、背离其最佳利益的情况发生。尊重自主性和有利的原则,当是考量医疗家长主义合理与否的不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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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

单芳, 周逸萍, 田勇泉

2018(2): 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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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理念和发展模式正在向生物医学研究众多领域迈进,它既给人类带来治疗疾病的希望,也引发了许多备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本文围绕转化医学研究中存在的安全问题、知情同意、分配公正、群己关系、利益冲突等问题进行了伦理分析和论证,以期使转化医学在其运用领域能够不断取得成功并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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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器（人）伦理学视角看“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王绍源, 任晓明

2018(2):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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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技术伦理学在技术哲学的后现象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物转向”,即“技术人工物”在“人—技术”交互情境中有着全新的伦理意蕴。机器（人）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哲学中“物”转向在科技伦理中的回应,“物”转向后的机器（人）伦理学是对经典伦理学的拓展和对人本主义的超越。聚焦“机器（人）”伦理视角对技术人工物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与反思,对于准确把握“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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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空间的“暗物质”

张卫

2018(2):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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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物质”（Missing Masses）是拉图尔技术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的提出为伦理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把“人工物”纳入到伦理学的视野之中,赋予“人工物”以一定的“能动性”,扩大了伦理空间“行动者”的范围,这使得传统伦理学需要重新反思其基本前提与理论体系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伦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拉图尔在伦理空间中引入“人工物”的意义不亚于环境伦理发现“自然物”的革命性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伦理学的研究产生“范式”意义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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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增强技术：后人类主义批判与实践伦理学

陈万球, 丁予聆

2018(2):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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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高技术的发展使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折：技术的对象转向了生命和人本身,而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也进一步深入到了它的基础层次。技术、经济与人的需求三者是相互纠缠的,一方面,技术与经济相互内生,科学知识被商品化、市场化;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后人类问题讨论的核心是问题是关于人的进化问题。后人类主义过于乐观,因此发展新技术需要一种审慎的和负责任的态度。应对高技术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需要新的思路、新的行动原则,需要一种实践的伦理学。实践伦理强调情境和具体性,要求技术增强的研究与应用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实行安全第一、差别发展、优先应用三大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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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基因信息隐私问题及其伦理方面

吕耀怀, 曹志

2018(2):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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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隐私属于信息隐私的范畴。基因信息不仅与个体相关,而且与其血缘亲属、可能还有其族群成员身份有关。在大数据背景下,基因语境中的隐私问题较其他背景下的隐私问题更为复杂,这里的个人隐私可能同时也是群体隐私。随着基因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人们的隐私利益就越有可能受到侵犯,而对这方面的隐私利益予以特别的法律保护和伦理辩护就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基因信息隐私关涉的伦理价值主要有：自由、尊严与公正。这三者是保护基因信息隐私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导向。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基因信息隐私问题,需要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的伦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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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政策制定中的认知偏差与伦理靶标

李侠, 李格菲

2018(2):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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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出高质量的大数据政策需要解决两个基础性问题,首先,在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之间要消除两种认知偏差,即知识偏差与价值偏差,选择合适的政策制定模式,从而在政策目标的设定与受众的偏好之间形成良好匹配;其次,为了提高大数据政策的运行效率,需要挑选合适的政策工具来承载伦理靶标,使政策符合正义原则,基于预防原则,最大限度上保障政策受众的自由并充分分享大数据政策释放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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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道德算法由谁来决定

孙保学

2018(2):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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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在上路前需要预置某种应对突发事故的道德决策算法,权衡不同对象的生存值,选择最佳的碰撞方案。那么,谁来决定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道德算法?目前,学术界已经提出两种相互竞争的解决方案：强制的伦理设定和个人的伦理设定。前者主张由全社会集体来决定事故算法的伦理设定;后者认为每一位司机或乘客都有权对自己所乘坐的汽车进行伦理设定。按照哥格尔和缪勒的分析,个人的伦理设定很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最终造成交通事故不降反升的局面。他们认为,解决“囚徒困境”的唯一办法是采用强制的伦理设定。不过,这种方案同样面临种种困难。强制的伦理设定需要适度改进,加入情境归责的考虑才是更有前景的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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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刘昂, 王露璐

2018(2):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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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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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道德研究

张静

2018(2): 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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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使得农村养老面临严峻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道德问题。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不仅逐渐瓦解了中国农村的孝文化传承,也不能有效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相应的,在与人民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养老保障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应积极架构并完善,不只是做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是重点加强提供丰富的伦理资源,通过多种形式探索构建农村养老的道德体系。新形势下,我们应以养老保障的道德性为切入点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道德问题进行探讨,争取立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孝文化传统,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的核心道德理念,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提出切实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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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剖析

侯俊霞, 赵春清

2018(2):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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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日益增多,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s）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与国际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聚焦实验、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四种常见的社会科学数据采集方法,剖析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发现各种方法若使用不当,在诚实公开、公正平等、知情同意、隐私保密和自主选择方面容易损害参试者利益,影响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的声誉,破坏公平诚信的学术研究生态,阻碍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本文认为各个利益相关方应树立参试者利益第一的意识信念,践行求善大于知识获取的行为准则,对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行为进行评价,做出正确选择,共同构建公平、诚信、求真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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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师德评价与师德建设的应有维度

糜海波

2018(2): 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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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师德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在顺应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彰显现代教育伦理精神,向教师专业伦理延伸和拓展。科学有效地实施师德评价,必须全面辩证地把握评价主体、方法与依据这几个关键要素,坚持评价主体的自我与他人相结合、评价依据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评价方法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师德建设的应有举措包括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以正确观念引领师德进步;将评价与教化相结合,形成师德完善的内驱动力;加强规范与制度建设,为师德建设提供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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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战争伦理：回顾与展望

张煌, 刘轶丹

2018(2):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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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益成为国家间军事博弈的新维度。网络空间军事化对经典战争伦理体系造成冲击。当前围绕网络战争的正义性研究,主要聚焦发动网络战争的正当理由、网络反击的相称性问题、网络反击的“归因困境”以及网络武器伦理设计四个方面。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未来可能聚焦确立“网络主权”的伦理依据、对网络攻击“可恢复性”的伦理辨析、传统伦理流派与技术设计流派的融合以及实现网络战争的战后正义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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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女性污语的社会性别伦理分析

刘晴, 王伊欢

2018(2): 1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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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文污语,男性是更为普遍和频繁的使用者,它以运用粗俗贬损女性词语为话语特征,表现的是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随着社会话语的发展和变迁,在网络上出现了以女性使用者为主的新型污语,并逐步蔓延至日常生活。它用词含蓄晦涩,从字面看褒贬有别,而词语背后意义则内含具有侮辱女性的实质,表现出转型时期女性权力意识的多元。本文主要通过对这种新型污语的分析,揭示其反映的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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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第四届全国赛博伦理学暨人工智能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潘宇翔

2018(2):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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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之精神探索——全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研讨会综述

2018(2):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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