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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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鲜明特征

吴潜涛

202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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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彰显着新时代性的鲜明特征和品格。《纲要》的新时代性,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纲要》始终,无论是逻辑框架、内容安排,还是理论分析、实践举措,《纲要》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都是对习近平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坚守和实践运用;体现为《纲要》总结了2001年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守正创新,赋予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鲜活内容,使我党对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体现为《纲要》适应新时代的呼唤,深刻揭示了道德领域问题的根源,丰富发展了公民道德道德建设内容体系,科学界定了个人品德的内涵,精辟概括了中华传统美德,提出了弘扬中国精神的新要求,在公民道德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实现了新时代的重大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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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模范引领新时代中国道德风尚

李建华

2020(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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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要发挥好以道德模范对新时代社会道德风尚的引领作用,必须使道德模范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必须加大对道德模范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对公民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引领力;必须努力提高公民向上向善的伦理自信与道德自觉,建立社会“立德优先”的良好氛围;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的奖惩制度,使“好人有好报”“老实人不吃亏”在法治的意义上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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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载德——公民道德的实践载体

曹刚

2020(1):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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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不应该只是写在文件中或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其中道德的实践载体自然必不可少,而选择何种实践载体就是公民道德是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按照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的高低程度,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的公民道德,即公共道德、社会角色道德和公民美德,相对应地,就有三类载体和三种运行机制。在公民美德层次上,是“导之以德”;在社会角色道德层次上,是“齐之于礼”;在公共道德层次上是“绳之于法”。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理论自觉,就会造成公民道德实施的困扰甚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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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焦点问题

曲红梅

2020(1):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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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三次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缺乏伦理学?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展现人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人道主义?进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逻辑中,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理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理论困难。20世纪上半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源所展现出的焦点问题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解决其中的理论困难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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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高广旭

2020(1):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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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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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维度——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

张霄

2020(1):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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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学批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持有的一些伦理观念：一是包含选择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自由,一是包含身份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劳动对等的平等原则。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关系中得出这些伦理观念,也通过这些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关系。马克思是借助“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概念讨论这一问题的。这个概念为马克思的伦理学提供了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认识论图景。这一图景为开发“第一人称视角”的规范伦理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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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皮凯蒂经济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钟锡进

2020(1):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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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主要从收入与财富分配角度对经济平等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梳理出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收益率恒高于经济增长率（r>g）,并根据该经济模型,提出以全球资本累进税作为经济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皮凯蒂与马克思同样发现了资本与不平等的关系,然而在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解决路径上,却有着本质差别,马克思从批判庸俗平等理论出发,站在人类解放的理论高度,指出实现经济平等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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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的基本条件论析

吴俊, 王璇

2020(1):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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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不能无条件地将法律强制运用于道德领域。只有当特定道德要求属于基本道德范畴且违背这一要求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权益造成侵犯时,其才具有以法律进行强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只有当公民对这一道德要求的落实具有期待可能性时,其才具有以法律进行强制的可行性。对于与基本道德相对应的高层次道德要求,可采用授权性规范引导和鼓励人们践行。在对某一道德要求能否转化为法律规范进行具体甄别时,还应将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同作为德法转化可行性的现实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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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与道德责任

虞法

2020(1):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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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不知者无罪。很多情况下无知的确可以成为开脱责任的理由,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什么条件的无知可以（或不可以）开脱责任?为什么?这是有关道德责任的知识条件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将对当前两种主流理论进行分析,对比各自理论的优缺点来揭示人们在面对某些无知情形时进行责任判断的深层困境。然后通过引入道德责任的两面观来解释这一困境的产生,并为如何应对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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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意”的个体性及其辩证转换

吕耀怀, 曹志

2020(1):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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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化之整体的个体本位相对应,西方的同意观念也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个体本位”的特征,即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或个体性。这样的同意观念,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就是说,西方同意观念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价值。然而,在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之后,个体性的西方同意观念却因其内在缺陷以及社会环境的转换而逐渐步入困境。西方同意观念的内在缺陷主要在于：首先,西方同意观念偏执于个体主义或个体本位的片面性;其次,西方同意观念一直存在着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冲突。对待同意观念,我们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基于中国当代国情的辩证扬弃,即：吸取西方同意观念的合理因素,抛弃或否定其消极的、负面的成分,积极地对之予以适应中国国情的辩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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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李萍, 吴之声

2020(1):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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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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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训的道德意蕴及其创新发展——以宋代《袁氏世范》为主要对象

杨峻岭

2020(1):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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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独具中国特色的家训文化。宋代是我国家训文化发展史上最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其中蕴含的亲亲爱人、诚信为本、自强不息、孝老敬亲、廉洁公允的价值观念,依然是当前我国家庭美德伦理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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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

武卉昕

2020(1):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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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趋势特点。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下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和趋势影响了具体学科的研究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基点、研究内容和方法。“人之主体性”的研究基点、哲学人类学的方法特色、存在主义的伦理阐释方式、对道德主体的价值定位、对道德精神史的认知、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新矛盾的判断等奠定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存在主义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基础。存在主义人类学既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的方法,又是线索。历史逻辑与主体认知相结合的方法,是将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规律与主体观念结合在一起论证道德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基本方法,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原则。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从人的角度出发,突出人和人的主观性之研究特点日渐突出：它反映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认识中,呈现在当代俄罗斯伦理学家的研究内容里,还表现在对未来发展的道德预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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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周慧

2020(1):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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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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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勒维纳斯的伦理意向性

陈攀文

2020(1): 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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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纳斯肯定意向性理论在现象学中的重要性,但不认同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以及海德格尔的生存意向性,展显了一种超越认知意向性的别样的伦理意向性。自我在“逃离”中遭遇到“他者”,初步彰显了伦理意向性。在自我面向他者中,伦理意向性得以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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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道德绑架现象中的情感与逻辑

郁乐

2020(1):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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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诸多被视为道德绑架的焦点事件及其引发的舆论热潮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焦虑。相关事件与舆论中的基本道德概念需要清晰的定义与理解,引发舆论热潮与道德焦虑的情感因素、心理机制与道义逻辑也需要全面深入的描述与分析。道德绑架事件与舆论中对立双方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分别是同情心与公平感,此类行为源自对义务与美德范畴的混淆,忽视了基本权利对于区分美德与义务这两种道德行为的关键意义。因此,需要厘清道德绑架与义务、美德、权利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正确定义道德绑架概念,清晰区分道德绑架与合理的道德要求,进而分析与澄清道德绑架相关事件与舆论中的道德情感与逻辑推理,努力化解诸多立场冲突与舆论对立引发的道德焦虑甚至道德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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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空虚感——查尔斯·泰勒论“现代性隐忧”及其效应

张瑞臣

2020(1):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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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的转型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在查尔斯·泰勒的语境中,自我认同的转型指的是从“可渗透的自我”到“缓冲自我”的转型。但是,伴随着缓冲自我的逐渐确立,自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现代性的隐忧。现代性的隐忧包括三种形式：意义的脆弱感、庄严感的消退、日常生活的空虚与平淡,这三种形式所共同指向的是意义的空虚。随着现代性的确立,超越性逐渐式微,人们无法像以前那样从超越性那里汲取意义。于是,现代性隐忧逐渐显现,并引发了诸多的效应,激进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是其中的代表。它们都沿着内在性的路线试图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危机。但是,在当下社会中,意义的空虚感似乎仍旧广泛存在。现代性的隐忧真的可以被克服吗?这是我们亟需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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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潜规则文化的道德治理

李彬

2020(1):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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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文化是潜规则发动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动力,对潜规则文化的清除、对潜规则文化影响的削弱是消除潜规则的基本工作。道德治理作为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手段,对潜规则文化有其适用性和可行性。但潜规则文化的道德治理还面临不少困境,这由潜规则文化的内容结构、存在特点和文化关联决定的。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对文化的整体性治理策略,重视制度德性和个体德性的结合,是对潜规则文化进行道德治理的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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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及其证成进路变迁

周冏

2020(1):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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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女性主义以消除所有形式的性别压迫为其核心政治目标。第一波女性主义论证其正当性的理据在于两性拥有同样的理性能力,因而女性应当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而这忽略了两性之间的差异,并且无益于解决家庭领域内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为此,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之后,女性主义转而关注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一方面揭示了父权制如何以身体为对象而建立统治,另一方面又从建构论的角度论述了性别主体在身体实践中形成的过程,从而提出身份政治的主张。但是对身体的强调可能会导致本质主义的困境,同时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身体体验,难以形成统一的女性主义立场,因此导致女性主义自身合法性的危机。为此女性主义试图在肯定多元体验的基础上,思考一种差异政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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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经验性、审美性和伦理性

郑琬馨

2020(1): 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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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选择和行动领域中,除了通过理性来掌握普遍原则外,我们同时亦需把握和探索艺术经验,以获得敏锐的感知能力识别个别情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音乐具有建立在时间连续性上的经验性特质,这种经验性不依赖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有伦理模式,并且有助于我们学习从回应音乐中的“偶然性”,延伸到回应现实世界的他者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好的音乐经验里,音乐得以自证其审美性与伦理性的共存。因为当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聆听期待与偏好,或是仅是为了追求纯粹审美趣味,而是真正地投入在音乐里,尤其是具有肯定生命品质的音乐,我们将透过出于对音乐同感回应（共鸣）的能力,扩展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并且增加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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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阈下民俗产品开发的伦理导向研究

王乐琼

2020(1): 13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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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产品是乡村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民俗产品开发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功能和技术等方面的缺失,这些缺失也暴露了民俗产品开发中伦理导向的阙如。因此强化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伦理导向,辅之于以“用”为中心的技术伦理导向、以“和”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导向和以“适”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导向,规范引导民俗产品开发,均衡和稳定民俗产品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兼顾并融合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双重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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