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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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东亮

202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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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思想谱系中,存在一种“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这一逻辑内蕴一种对劳动的偏见和蔑视。洛克、斯密、黑格尔等确立劳动作为市民社会以及人之生成的建构性原则的地位和意义,但劳动总体上被归结为“谋生手段”,因而在根本上并未突破“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马克思超越“实践—劳动”二元论传统,通过融通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阐明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内涵、本质和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就其基本内涵和本质规定而言,是以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就其价值立场和承载主体而言,是基于消灭劳动剥削的“人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活动;就其历史延展和实现条件而言,是在人类社会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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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逻辑进路的伦理向度——以精神现象学的嵌入为视角

苗贵山, 王婧然

2022(1):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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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呈现出从《莱茵报》时期对彰显特殊自由的市民社会与昭示普遍自由的政治国家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到《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再到《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发展的清晰的逻辑路线图。精神现象学揭示了自我意识的伦理性对苦恼性的超越历程,即从自我意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发展到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再到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否定性（自由的普遍性被个体性僭越）,最后到绝对精神环节经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实现了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最终以绝对知识所理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纯粹的绝对自由而终结。它嵌入在马克思早期对政治哲学的逻辑把握中。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在对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追问中彰显出鲜明的伦理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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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治理的目标

王乐

2022(1):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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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治理的目标,既是道德治理理论亟须探讨的首要和中心问题之一,也是现实道德治理活动的着眼点和归宿点。道德治理的目标,往往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且对整个道德治理活动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的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基于此,从道德治理目标的内涵出发,分析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依据,提出道德治理的目标所具有的理想性、层次性、实践性特征,有助于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进路对道德治理的目标问题进行相应的考察,进而对推动道德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所裨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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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昌济《修身讲义》之向上的人生观

王兴国

2022(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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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杨昌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所编的《修身讲义》,是研究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思想的重要资料。此书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照搬当时已出版的伦理学教材或修身讲义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伦理学为蓝本的模式,全书重点就是讲修己。此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青年士子修身的第一要义,即是要立志做圣贤豪杰。为此,杨昌济举了圣贤豪杰的五个特质,明确指出进入圣门的下手工夫,十分强调要理会“圣贤气象”。此书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全面发展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为此,杨昌济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讲“卫生”。此书第四个特点,是注意将哲学理论与伦理学理论相结合。书中第五部分“张子正蒙”摘录了大量张载《正蒙》的论述和王船山的相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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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赵清文

2022(1):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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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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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张培高

2022(1):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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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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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刘文

2022(1):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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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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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李育书

2022(1):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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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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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尔斯对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区分

杨伟清

2022(1):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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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明确区分了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概念。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区分主要体现为理性之人（rational persons）和明理之人（reasonable persons）的区分。理性之人会运用理性去选择合适的目的,择取达成目的的有效手段,并努力抗拒各种干扰和诱惑,坚定执行理性反思确立的目的和手段。理性之人包含工具理性、目的理性以及意志力这三个维度。前两个维度主要关涉认知的事情。明理之人体现在认知和道德这两个维度。明理之人能够认识到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面临的各种认知上的挑战,能进行合理的推论,且只认同合理的学说;明理之人具备起码的公平感,不是利己主义者,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能面向他人得到证成,希望以人们无法合理拒斥的公共理由来证成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明理之人与理性之人在认知的维度上具有相同的含义,可以互换,但在道德的维度上则有所不同。明理之人必然具有道德感,必定不是利己主义者,可理性之人在这点上却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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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同情概念解析

何鑫

2022(1):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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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是亚当·斯密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其定义上仍有争议,表现为两个问题：其一,同情是否是情感;其二,同情是否是情感理解能力。从斯密的文本看,同情是旁观者的情感,来源于想象的处境转换;然而,旁观者在同情过程中不一定会转换为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同情不是对情感的理解或理解能力,而是为评价当事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合宜性提供参照。虽然否定同情是情感理解能力,但这并不代表斯密主张忽视他人的实际情感。相反,同情为有差异的个体情感创造了交流的基础,自我和他人在相互同情中达成一致,这也是道德生活的基础。斯密通过对同情概念的不同诠释,开出了一条不同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建构之路。澄清同情的含义,不仅有助于理解斯密的理论,也为涉及这一概念的其他研究（如镜像神经元）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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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王雨辰, 周宜

2022(1):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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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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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

杨通进

2022(1): 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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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虽然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主导原则之一,但是,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与实施仍然举步维艰。人们对气候正义的实质、气候正义的维度、气候正义诸原则的具体内容、气候正义诸原则的优先性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分歧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促进包括气候正义在内的气候伦理与气候价值观方面的沟通与融合,培育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共政治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是走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囚徒困境”的长远之道。首先从宏观上梳理和评估全球气候正义研究的现状,然后依次探讨和剖析全球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积累必要的道德资源,促进并深化全球气候伦理的研究与交流,探求气候正义研究的新的突破点与可能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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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的伦理表征及其超越

李伦, 宋强

2022(1):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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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观念和能力,通过其伦理表征引导人类的行为。技术理性主要表现为追求最大化力量和力量最大化的力量伦理、追求产出最大化和投入最小化的效率伦理、追求规则与目标一致性的计算伦理、追求永无止境增长的增长伦理,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招致诸多负面影响和伦理风险。为了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人类需要构建包括非力量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在内的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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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与实验伦理学的双向互动

白惠仁

2022(1):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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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中新兴技术的迭代所形成的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搅动使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实验伦理学需要依赖新技术路径应对其他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道德难题,如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研究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但实验伦理学的新技术路径自身又会负载实验方法的科研伦理困境。因此,新兴技术既产生了新的道德难题,也推动了实验伦理学研究框架的变革,二者之间可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新兴技术依靠实验伦理学获得道德合法性,实验伦理学则借助新兴技术扩展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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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张卫

2022(1):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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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主义”（internalism）是技术伦理学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进路,它不同于传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的地方在于,它主要关注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把伦理要素“嵌入”对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符合“内在主义”进路的特征,它通过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技术干预,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增强”的初衷是助人向善,却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需要从学理上权衡其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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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师培对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王泽应, 郭雅婷

2022(1):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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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是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编著的《伦理教科书》以及撰写的若干文章,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伦理学的框架体系,使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伦理文化进化发展到具有独立品性和专门研究问题的伦理学学科发展阶段。刘师培所建构的伦理学框架体系具有融合古今中西伦理思想精义于一体的特点,不仅吸收西方伦理学知识和观念来改造和整合中国原有的伦理思想,而且结合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和新式学堂教育要求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伦理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向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促成了西方伦理学优秀成果的中国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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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公正：中西主德之比较

林季杉

2022(1):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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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这一中西差异产生于中国传统所秉持的是自然思维,自然思维将血缘关系上的在先性不加批判地上升到逻辑关系上的优先性,而西方伦理学则在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背景下依靠批判思维建立了广阔的社会联盟和公共语境。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生活时代,以个人的血缘关系为中心推衍出来的孝道,虽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却越发显现其局限性,而公正作为更具公共性的道德,更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世界的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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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李云峰

2022(1):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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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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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义思想

杨洁

2022(1): 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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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均、和、安”思想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公平正义意蕴。孔子以“均”为基,以“和”为贵,以“安”为重,将分配正义与仁义道德、民本经济统一起来,形成从“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层面,到“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层面的理论逻辑,建构出一套有机联系的传统公平正义思想体系。以“义”为内在根据的等级分配正义约束逐利欲望膨胀以缩小贫富差距,保持财富均衡;以“仁”为本源的内生道德正义缓解社会等级固化以保障民之平等,维护社会和谐;以“利”为发展动力的民本经济正义增进民之福祉以实现富国裕民,保障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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