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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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应

2021(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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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既继承前人又有独特的创造性贡献,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地求索民族复兴的真理,与时俱进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工具,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追求社会主义前途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集体智慧,凸显出“为民族谋复兴”的拳拳初心、耿耿忠心和浩浩丹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富有公忠意识、求索精神、正义禀赋和民族情怀的理论瑰宝。这一理论不仅指引着近代以来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在觉醒中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锻铸出了强健的国魂和民魂,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乃至世界现当代史最辉煌壮丽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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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张怀承, 刘磊

2021(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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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承担着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一脉相承的继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传统仁爱精神、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传统的担当意识、民族大义到当代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从对理想人格、大同社会的追求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传统道德文化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它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什么作用,而在于挖掘它在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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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以德法相济的运行为视野

蒋先福, 于鑫

2021(2):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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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重新阐释了人类道德价值的内容、形式与机制。从伦理内容创新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传统德主刑辅思想注入新的伦理思想,刷新了“德”与“法”的内涵与外延;从伦理思维范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了德与法的深度融合;从伦理运行机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确立了将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激活了“德治”软实力与“法治”硬实力共同发力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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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及权利设计

王黎黎

2021(2):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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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集体协商中的协商目标协调、协商行为配合、协商收益均衡,分别基于和合伦理中和合共生、和善诚信、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目前集体协商立法中,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政府介入请求权、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权利体系,维系了和合伦理秩序,而与西方集体谈判中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权利体系相区别,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和合伦理基础之上的集体协商,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介入请求权,细化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保障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推动协商双方对伦理规则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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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彭柏林, 陈东利

2021(2):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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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了甚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总结和推广以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推进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本方向、以新时代慈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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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批判的、重构的当代中国伦理学

晏辉

2021(2):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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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伦理学面临广度拓展和深度发掘两大理论任务,前者属于问题域的开显,后者属于伦理学自身的深化。为摆脱成果多、质量低的窘境,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三个维度上拓展和深化。在“不再是”的框架内,从发生学视角深化道德观念史与道德实践史、文化的伦理性的研究;在“正在是”的视阈中,公共性危机的伦理省思、制度与体制伦理学、德性论困境与规范论难题、不同道德范型之间的冲突与通约,将成为亟待深入分析和论证的问题与难题;朝向“尚未是”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关注现代技术的二重性、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人类伦理学的滥觞和走向心灵深处的道德哲学。而完成以上理论任务的思维能力正是判断力、思索和意愿,而这些能力只有在“实际性”生活的体验和沉思中才能培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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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与积极的：谎言的区分及其道德意义——兼论如何理解康德的谎言禁令

郁乐

2021(2):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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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谎言禁令认为任何时候都必须诚实,甚至在面对凶犯询问朋友藏身之处时也不能说假话,这引发了激烈争议。谎言的道德价值与说谎者的情境地位有本质关联：主动的、以骗取信任来获取利益的谎言是积极谎言,是谎言禁令所严格禁止的;被动的、避免伤害的谎言是消极谎言。消极谎言可以分为面对灾祸的与面对邪恶的两种情境。面对灾祸的谎言是善意谎言,出自避免伤害的动机;面对邪恶的被迫谎言不属于“蓄意的不真实”,而是严格意义的“被迫的不真实”;这不是为谎言辩护,而是为处于邪恶的逼迫之情境中弱者或受害者的生存权辩护。上述概念与真实的背离,是康德谎言禁令产生道德困惑与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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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余加宝

2021(2):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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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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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张自慧

2021(2):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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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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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浩然之气、道德认知与道德勇气述论

赵金刚

2021(2):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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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是儒家道德哲学的重要伦理命题。朱熹在其理学构架内重新对“浩然之气”进行诠释,在他看来,“知言”是养成浩然之气的关键,亦即要通过道德认知的方式涵养出道德勇气,将血气转化为浩气。如此养成的浩气,可以推动道德实践的落实,使人以一种无所疑虑、恐惧的状态去实践。浩气具有道德实践能力,即在朱熹的思想当中,气不是纯然消极的,气可以有积极的面向,这也是“浩然之气”道德性的重要展现。“浩然之气”作为“道德勇气”其时代价值也就能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即今天依旧需要具有道德实践力、能抗风险、坚守价值的道德主体,此种道德主体必定是一身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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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麦金太尔对道德分歧的解决——基于《追寻美德》的分析

张言亮

2021(2):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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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道德分歧问题不仅是当代伦理学中的热点话题,也是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关注的焦点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首先描述了当今社会道德分歧普遍流行的现象,接着对道德分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进行了思考。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传统中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分歧问题。麦金太尔在追寻整个西方美德伦理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实践内在善、人生统一性和传统的美德伦理学说。然而,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并不为当代人们所信服,很多当代学者批评麦金太尔不仅没有解决道德分歧问题,反而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指责之中。麦金太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社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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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肖根牛

2021(2):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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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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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范志均

2021(2):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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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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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和柏克看法国大革命的伦理悖论

靳凤林

2021(2):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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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人类政治文明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历史印记。然而,两百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法国大革命价值属性的认定判若云泥,尤以声名卓著的两极对立性代表人物——卡尔·马克思和埃德蒙·柏克为最。站在政治伦理学的视角,通过对二者价值立场、研究方法、精神格局、写作风格的全面解析,可以揭橥其理论主张根本对立的思想根源;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价值理念、国家的解构与建构、代议制民主及现代政党特质、道德文脉的传承与创新、暴力革命与渐进改革五个层面,对二人理论逻辑所蕴含的张力结构进行深度比照与辨析;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等角度,亦可以对二者有关法国大革命伦理悖论的当代处境予以切时又切近的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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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基于弗里克“证言不正义”的思考

潘磊

2021(2):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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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不正义》一书中,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米兰达·弗里克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认知领域的不正义现象。其中,“证言不正义”引起她特别的关注,其典型情形可被界定为“因身份偏见而导致的可信度贬损”。由其所导致的对特定群体及个人的不公对待,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而且亦会导致人性的降格。以此观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但是,在分析其本质时,由于弗里克囿于主流的分配正义模式,她只能得出一个缺乏信息量的否定性论断：“证言不正义”并非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为了推进此话题的讨论,如果利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成果做出新的尝试,那么其结论将是：“证言不正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承认”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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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余达淮, 伍丽

2021(2): 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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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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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德论

曹孟勤

2021(2):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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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环境美德伦理,首要问题是确认人在自然界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在自然面前的自我画像不同,人对自然界的道德态度与道德行动也就不同。通过人在宇宙中位置的本体论论证,澄明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看护自然界由此成为人的基本美德。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一个物种能够做到看护自然界,唯有人才能够担当如此神圣大任。看护自然界需要人充分运用大智慧,对自然界既要有所作为,又避免胡作非为,因而看护自然界既是对自然界的美好行动,又是对自然界的正确行动。通过看护自然界实现了环境美德伦理与环境规范伦理的有效结合,实现了对自然界道德品质与对自然界正确行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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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共享的社会共构基础试析

易小明

2021(2):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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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构就是人们共同组成、构建人类社会。许多伦理学家把共构作为社会财富共享的一个基础,这其实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从现代应得理论的精神本质而言,贡献是应得的基石。但是,共构社会的贡献与生产产品的贡献是两种不同的贡献,它们也就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分配,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同一性正义原则与差异性正义原则,故而建构社会的贡献是不能成为分配劳动产品的主要直接依据的。同时,由于正义是人的正义,因此两正义原则通过人这个差异与同一的统一体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所以,强调贡献与收入相对应的差异性经济分配中,也可以有一个基本生活需要品的平等提供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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