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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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守正创新及智慧成果

王泽应

2024(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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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伦理学人的学术共识和价值追求,新时代中国伦理学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学术自觉、学术自省、学术自强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是新时代中国伦理学守正创新的杰出成果。伦理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为指导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基础理论,初步建构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同时对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新兴学科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一样,中国伦理学的守正创新也正处在“但到半途须努力”的爬坡过坎之征途上,需要当代中国伦理学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伦理学教材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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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婚姻伦理建设研究

李桂梅, 周雯

2024(4):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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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婚姻伦理建设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婚姻道德关系的革新与进步,建立起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大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婚姻伦理运用于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即确立并推行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规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根据革命情势对婚姻伦理建设的方针措施作出灵活调整,以强化新民主主义婚姻伦理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婚姻伦理建设在新旧交替、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呈现出人文性与政治性相糅合、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结合、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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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论

李萍

2024(4):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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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社会责任扩大了企业的边界,这不仅重申了企业与社会的深度关联,也确立了企业的道德责任主体地位。企业的道德责任通过企业共享意图加以落实。企业具备共享意图并且实际地呈现于企业决策过程、促发具有内在价值的团体行动,这种企业共享意图融摄在企业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之中,传达了企业全体人员共享的价值共识,引导企业以共同体方式展开价值求同化行为,推动企业成为道德主体。然而,道德责任主体并非企业内在的属性,一般意义的社会责任外在于企业的原初目标,这表明：企业只是有限的道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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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优先主义理论的三重困境

高景柱

2024(4):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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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优先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平等主义理论的重要对手。对优先主义理论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可以发现,优先主义理论存在三重困境：一是优先主义理论在回答“何谓处境较差者”这一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性的标准,并不像帕菲特等优先主义者强调的那样采取的是一种非比较性的标准;二是优先主义理论没有恰当解释给予处境较差者优先性的原因;三是优先主义理论在提升处境较差者的处境时可能会让处境较好者付出较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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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姆金视角看“纯粹附加悖论”及其意蕴

孙岩, 王坚

2024(4):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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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附加悖论”是帕菲特在“未来世代”论题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反映了伦理学领域不同道德理想之间如何进行权衡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挑战了实践推理中固有的传递性公理信念。为了解释帕菲特“悖论”中存在的不一致情况,特姆金通过道德后果之“本质比较观”揭示了“悖论”论断所反映的关于狭义的对人产生影响的观点、独立存在人口价值及道德理想本质的基本诉求,进而澄清了“悖论”背后所隐含的强大立场与实践推理中传递性信念之间的矛盾关系。然而,“悖论”诉求所体现的不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判断始终难以融入我们的道德评价与决策,以致陷入一系列道德实践的困境之中。通过特姆金对帕菲特“悖论”论题的阐释与回应能够看到,基于道德理想和实践推理所确立的可取性信念正面临严重危机,因此有必要对道德理想本质与实践推理本质及其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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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德性政治与合法性构建

徐燕斌

2024(4):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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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人以小邦之地取代大邦殷后,西周竭力塑造的是一个集天命、道德于一体的理想王朝形象,其尤为重视在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中凸显“德”的因素。西周之德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在之德系由天所降,为周王所垄断并代代承袭;内在之德通过修为事功、“有勋于周邦”获得,并可降至诸侯贵族。“周德”衰败与否与周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息息相关,有德周王即可合法地治理天下,而其他诸侯在服从周王的前提下获得某个具体区域的统治权。这是一种崭新的合法性论证模式,表明西周时期统治阶层合法性论证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天命”,“人事”已成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实质要件,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心理基础的德性主义的合法性信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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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礼的情感之维

周丰堇

2024(4):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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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典章制度、良风美俗、公共伦理和道德规范。《礼记》提出,情感与天道是制礼的两个主要本源。情感体现了礼的自然性,天道则是礼的规范性的来源。在礼对人伦风俗和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之外,《礼记》尤其注重礼对情感的表达和治理,如礼顺人情、礼节人情、礼微人情、礼饰人情、礼和人情等。可以说,礼本人情和礼治人情是礼的情感之维的两个主要方面。礼的情感之维是儒家关注生活世界的体现,通过行礼,使人的生活在真情和理义之间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因此,要对古礼的精华加以传承,酌古今之宜而加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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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作为中国传统健康伦理的价值根基

黄泰轲

2024(4):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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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健康伦理主要围绕防病避险、治病祛疾、强身健体等领域的问题而展开：防病避险的关键在于践行和合生生理念;治病祛疾的基础在于构建和睦医患关系;强身健体的动力在于立身兴家进而实现家国天下安和。和谐是以上三方面内容共同的价值依托,也是中国传统健康伦理其他支撑价值的共同追求,因而可以将和谐看作中国传统健康伦理最为核心的价值根基。中国传统社会围绕这一价值根基而展开的健康教育,精髓体现在“致中和”上,特点体现在“以德养生”上,即主要从维系和谐的伦理关系中守护和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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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的“实践必然性”叙事

陈德中

2024(4):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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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认为“理解自我”就是理解我们的能力和局限。他因而批评“本体自我”,主张经验自我;反对人是“无拘的理智存在物”的假设,反对理性主义者作为绝对化要求的道德必然性。他把“道德行动者”刻画为一个“作为需要和渴望的个体”。这个个体追随自身的内在冲动,出于“内在必然性”即“基于品格的必然性”而展开自己的人生规划。与此同时,这一个体敏感于外在的偶然性,需要文化地在地地理解之。威廉斯的“实践必然性”因而是“内在的必然性”和“外在的偶然性”的结合。人的能动行为只能部分地理解世界,这世界本身也不必完全适合伦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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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的道德反例外论

刘靖贤

2024(4):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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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哲学家威廉姆森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提出知识优先方案和必然主义理论。近年来,他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出道德反例外论,包括道德知识的反例外论与道德事实的反例外论。反例外论试图反驳各种版本的怀疑论和反实在论。然而,通过对核心论证的重构以及对前后关联的澄清,可以发现,威廉姆森道德反例外论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断裂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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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解决文明间伦理冲突的方案

钟毓书

2024(4): 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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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认为,受现代性思想影响,自笛卡尔以来的主流认识论都是一种“中介理论”的思想。中介理论认为人类获取知识需要通过某个中介,它区分了内心观念世界与外部实在世界,确立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秩序,并将效率是否优先作为评判一个文明中所有伦理规范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这种认识论造成了现代文明在不同背景下的伦理冲突。德雷福斯提出了“接触理论”的认识论,认为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实在,实在存在多元的面向。总之,不同背景下的文明的伦理规范都是有其独特的意义的,没有一个文明可以用自己所处的文明的伦理规范来衡量其他文明习俗的价值,而应当将其他文明的伦理规范放在自己所处的文明中的相等位置来对待。接触理论能够拥抱人类文明价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展开文明间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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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价值表征及伦理路径

闫坤如

2024(4): 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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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也是个技术性问题,既需要从伦理上论证对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需要从技术上实现人工智能对齐的目标。为了实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目标,需要分析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内涵要义、明确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价值表征,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原则和方法,在分析人工智能技术本性和伦理疑难的基础上,坚持人工智能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描述性问题,是人决定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人为人工智能技术立法。此外,还需打通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道德规范和设计的技术标准之间的逻辑鸿沟,从技术层面和规范层面给出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伦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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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主义的伦理批判

胡晓萌

2024(4): 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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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类大模型掀起了一轮新的智能革命。这场技术革命之下涌动着一股算法主义的思潮观念或意识形态。算法主义以万物皆算法、算法是认知的基础、算法是价值评判的新标准等为强纲领,引发了对人的价值颠覆,即人的价值让位于算法的价值。算法主义的理论主张不仅与人文精神相悖,其价值预设还存在严重谬误,可能造成对人的自由意志威胁、人性和社会责任的忽视。为了避免技术对人的颠覆,必须持续思考在人机关系中如何保障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走向以人为本的算法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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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再审视：从“悲剧性的”情形与后果评价谈起

徐东舜

2024(4):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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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电车难题兼具理论和实际层面的重要意义。援引伯纳德·威廉斯关于“悲剧性的”情形之论述以及阿马蒂亚·森关于后果评价的一系列分析是有益的。“电车难题”的母题本质上属于威廉斯提及的“悲剧性的”情形,内在地包含了对世界状况与道德运气好坏的考虑,因而不宜运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进行抽象分析。通过对森以“权利”概念为核心所刻画出的后果评价机制作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与修正,可给出一个基于对消极自由的维护而提出的“少侵犯”原则。它汲取了传统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优势,是一个解释性的原则。人们在应对“电车难题”母题与相关变种时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与考虑,但内在的心理机制往往围绕对这一原则的追求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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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式的职业选择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吗?

吴峰鑫

2024(4):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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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择自由是否为一种基本自由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论证至关重要。然而,罗尔斯在表述职业选择自由的性质时存在一些模糊性。基于罗尔斯理论中自由的内涵及其相关要素,澄清职业选择自由在其表述中并不存在矛盾,而是一种融贯的阐述。更重要的是,罗尔斯式的职业选择自由作为一种基本自由,是可以得到证成与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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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对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价值

刁龙

2024(4): 1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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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影响,西方激进生态主义在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旨趣的生态伦理建构过程中偏离了日常生活世界,普遍走上用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人的社会属性以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层面上自在一体的形而上学之路,致使理论陷入无法观照现实的困境中。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去形而上学特质立足于“百姓日用”的生活世界及其中的现实关系、以“忠恕之道”有效建立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联系,对生态伦理建构破除形而上学困境并实现超越有着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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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健康传播的伦理问题及规制

谢亚可

2024(4): 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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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成为当下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扩大了健康传播的覆盖面并极大地提升了其影响力。然而由于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低门槛性、去中心化等特点,它极易引发健康焦虑问题、健康隐私侵犯问题以及健康数据使用边界等伦理问题。社交媒体健康传播伦理问题由社交媒体和健康传播的价值冲突引起,社交媒体健康传播的伦理建构应遵循信实原则、不伤害原则、尊严原则,再建立由政府、平台、行业委员会及用户等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机制。社交媒体健康传播伦理体系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有助于解决公众健康传播问题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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