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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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应电车难题兼具理论和实际层面的重要意义。援引伯纳德·威廉斯关于“悲剧性的”情形之论述以及阿马蒂亚·森关于后果评价的一系列分析是有益的。“电车难题”的母题本质上属于威廉斯提及的“悲剧性的”情形,内在地包含了对世界状况与道德运气好坏的考虑,因而不宜运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进行抽象分析。通过对森以“权利”概念为核心所刻画出的后果评价机制作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与修正,可给出一个基于对消极自由的维护而提出的“少侵犯”原则。它汲取了传统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优势,是一个解释性的原则。人们在应对“电车难题”母题与相关变种时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与考虑,但内在的心理机制往往围绕对这一原则的追求而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