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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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贤救世”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一个生动体现

金民卿

202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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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抱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但因为没有确立唯物史观,他把“宇宙之真理”视为历史发展的本源,把“圣贤英雄”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力求锻造“三不朽”高尚人格,担当“圣贤救世”的使命,通过“变化民质”改造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政治本质和理想信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道德修养理论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科学阐述并带领全党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毛泽东在“第二个结合”上的一个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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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价值观及其当代启示

肖贵清

2023(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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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价值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价值遵循。毛泽东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基础,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毛泽东的价值观,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价值观自信、培育正确价值观、掌握价值观主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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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守正创新

杨畅

2023(6):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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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继承并创新发展了毛泽东人民观,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从“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到“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始终坚持全部工作由人民来监督评判,既是对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内容,给予我们重大经验启示,为我们做好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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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传统美德及其伦理学价值

卫建国

2023(6):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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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在中华民族发展、中华文明延续、传统哲学伦理学反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对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历史文化支撑,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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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内在结构与促进路径

袁富民, 张晖

2023(6):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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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是人作为社会性个体追问生活总体性意义的自由存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附属性存在,而是以现实人的社会自由为本质规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相同状态,而是对应着人能够走出封闭性原子式个体的消极自由,通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而开放自我并建构与他者共在的多样性意义世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客体内容与社会时空交错形成了其内在结构。因此,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以其内在结构为依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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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民共享的财富公正分配观探析

贺汉魂

2023(6):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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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资料是人民的最基本需要,是分配的最基本对象,由人民共享之是财富公正分配的根本判断。共建是共享的根本基础,共建才能共享是财富公正分配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创造财富是劳动者在共建社会方面的基本贡献,全体人民在组成社会方面作出了平等的共建贡献,实行共建才能共享的公正分配要求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共建活动应该给共建者带来享受,共建就是共享是马克思财富公正分配观的根本指向,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分配共建的劳动机会。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看,实行人民共享的分配,建设人民共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制）是根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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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一个伦理分析框架

邓集文, 唐子旺

2023(6):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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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一个政治课题,又是一个伦理话题。人民至上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包容普惠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伦理指向;富而思进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道德理性;维护正义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全面发展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伦理旨归。它们构成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伦理要素结构,彰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伦理底蕴。伦理元素注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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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

朱承

2023(6):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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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延续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公共致思取向,建构了以“天”“君”“礼”“教”为核心观念的公共性思想。董仲舒赋予超越性的“天道”以公共普遍的意义,以此为人类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奠基。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君主作为公权力系统中的“一元”所系,既具有崇高的权威,又担负最大的公共责任,因此一方面要强化君主的秩序核心位置,另一方面也要运用天意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保证君主始终将民众的公共福祉作为第一要务。为了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必须强化先秦儒家所主张的礼治精神及其规范性要求,用身份名号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明确下来,以此来保证人们对各自的良好生活有着确定预期。在解决公共性的治乱问题上,教化之道优先于政刑之具,以儒家价值为内容的公共教化是将天道、君意、礼治等精神在民众中推广开来的必由之路,而独尊儒术、兴立学校、推举贤良方正则是董仲舒用以落实公共教化的具体措施建议。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是儒家公共性思想脉络中的重要关节,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起着标志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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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伦理思想及其价值研究

徐亚州

2023(6):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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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进化论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广泛传播,梁启超率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全面开启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审视与反思。通过对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的淬厉采补,梁启超的新民伦理涵括了“国家认同类”“个人自觉类”“社会合群类”三个维度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旨在探求一种能够契合中国社会需要且可以服务于世界文明的“新民”人格。这种伦理形态立足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实践智慧,疏通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之间的文明互鉴,凸显了由“行为”到“行为者”的转向以及由“义务论”到“德性论”的回归。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建构应当努力拓展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和外延,跳出西方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架构,体现伦理精神的中国风格和中国品质,给世界范围内的伦理研究和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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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社会契约论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杨云飞

2023(6): 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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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契约论具有三个理论要点：以自然状态、自然法和个体的自然权利为理论起点;基于同意的契约构成国家或政府的基础;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和福利。黑格尔对此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判。首先,黑格尔反对强力即正当的自然法与暴力横行的自然状态,质疑个体权利的自然性,主张自由权利的精神性与历史性。其次,黑格尔认为契约只是个体之间针对特定外在对象的协议,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基础,把国家建立在个体同意之上的做法破坏了国家的权威,造成了恶果。最后,黑格尔揭示了契约论国家个体至上的倾向具有局限性,主张真正的理想国家应该统合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个体权益和共同善。黑格尔针对自然状态与自然法的批评与契约论的观点有一定偏差,对契约与同意的理解也有弱化之嫌。但黑格尔的契约论批判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一是表明了契约论国家观的理论辩护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深刻地展现了个体主义是否能为现代性奠基这一根本疑难,三是其融合个体与整体、融合古今国家原则的理论尝试足资当代思想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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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笛卡尔的意志主义德性观

左金磊

2023(6):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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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德性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行动理论。笛卡尔认为,在实践中德性可以使理性形成的最好的判断落实为行动。对于这一机制,帕威齐安持一种理智主义的解读立场,他认为德性促成正确行动的关键在于帮助形成正确的信念,即“理性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然而深入考察笛卡尔的德性理论,可以发现理智主义的解读颇有局限。与此相反,笛卡尔具有一种意志主义的德性观。“坚决的意志”才是德性促成正确行动的机制：依靠坚决的意志,保证了理性形成的最好的判断总是能落实为行动。与坚决的意志伴随而生的宽宏——笛卡尔认为的最高的德性和激情,可以排除一切失序的激情对行动的干扰。因此,在笛卡尔那里,坚决的意志是德性和行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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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的美德伦理学进路

肖根牛

2023(6):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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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批判传统规则伦理学把行动过程的某个部分抽象成主导力量,因为传统规则伦理学的这种做法是对真实发生的道德行动的误解。所有行为发生于具体的情境之中,真正影响行动者判断的稳定力量是其美德,杜威持一种实用主义进路的美德伦理学立场。杜威美德伦理学把美德奠基于行动者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之上,它是处理问题情境的稳定且有效的模式。行动者和行为是相互塑造的,杜威反对基于其中一方来进行道德评判,行动者自身的道德形象规定行动者和行动相联结的方向,而促使这种联结能够不断成为现实的力量是美德,这也是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中能采取正确行为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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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日常生活伦理结构

鲁芳

2023(6): 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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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伦理结构是日常生活伦理价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日常生活伦理秩序得以存在和维系的诸要素的组成方式和总体格局,其构成要素有：伦理组织、伦理关系、伦理规范、伦理权威。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将会带来日常生活伦理结构的巨大变化：日常生活伦理组织日趋个体化,组织化程度减弱;日常生活伦理关系逐渐走向消隐,人与人的关系隐匿于物与物的关系之后,人工智能体成为日常生活伦理关系的主体;人工智能体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以及人对待人工智能体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成为日常生活伦理规范的新内容;日常生活伦理问题的技术化亟须日常生活伦理权威专业化和团队化。日常生活伦理结构的变化客观上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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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滑坡论争议及伦理反思

毛新志, 唐婷

2023(6):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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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面临滑坡论争议。支持方从逻辑角度、经验角度和道德价值角度分别论证了逻辑推理中基因编辑治疗向基因增强的滑坡,判例分析下人类基因编辑向优生学的滑坡以及道德价值视角下人类付出的多重道德代价。反对方质疑人类基因编辑滑坡的逻辑连贯性,谨慎评估了判例的可靠性,从相对主义视角论证了道德价值滑坡的积极意义。从滑坡论争议来看,人类基因编辑滑坡论丰富了人类基因编辑治理的理论视角与价值视域,但是人类基因编辑滑坡论证自身仍存在逻辑上的精确性问题,缺乏境遇分析的多样性视角以及道德价值分析的相对主义维度,需要进一步精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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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难题与正义的稳定性——基于契约道德理论的一种分析

费尚军

2023(6):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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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路径一直在哲学理论的发展中延续而未曾停滞,同时与之相伴的是这一路径所呈现的具有延续性的深刻的哲学问题。人们运用契约论的工具来创造道德并为之奠定实践理性的根基,却始终面对着如何来描述所建构的道德或正义原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难题。不同的正义观在说明理性主体选择的动机以及克服伪装的倾向困境上,既存在问题的共性,也因其理论的分殊而展现不同的前景。分析理论家们直面这一难题所作的理论努力,有助于澄清社会合作秩序扩展中信任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生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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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态度养成的心理机制和实践应用

杨宇辰

2023(6):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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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态度是指人在道德生活中对道德对象产生的内心倾向与反应倾向。内心倾向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构成,反应倾向由道德行为倾向构成。道德认知体现了道德态度在思维逻辑上的特点,道德情感体现了道德态度在心理体验上的特点,道德行为倾向体现了道德态度从观念到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三要素分别对应了主体与道德对象之间的事实关系、价值关系与实践关系。道德态度以道德认知为基础,以道德情感为动力,以道德行为倾向为中介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道德教育要遵循道德态度养成的心理机制,推动道德态度内心倾向与反应倾向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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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伦理视域下科技产业化组织的正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蒋玉

2023(6): 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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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化组织本质上是科学技术与生产条件、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方式,旨在促进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并通过产业化过程,促进技术向实用、生活的转化。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双重影响致使科技产业化组织具有明显的双刃特征。基于双刃特征,通过强化正效应以防范负效应是科技产业化组织良性发展的有效路径。科技产业化组织正效应的实现有助于形成科技—产业和谐共赢的伦理生态,通过组织监督与多主体的自律性协作,形成积极的创新文化,推动自身的道德化发展,并引导产业良性发展。科技产业化组织正效应的实现,需将其组织伦理定位于强化科技服务、促进科技发展,并据此调整科技产业化思路,在科技产业化组织内开展伦理培训,形成组织伦理共同体意识,并通过构建组织伦理决策机制、组织伦理运作机制,实现组织伦理自律,确保科技产业化组织发展的道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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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及其当代实践转换

许源源, 涂颖洁

2023(6):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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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乡土中国的母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传统宗法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汇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乡贤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建构中,“乡绅之治”及其文化是传统社会和谐安定的“稳定器”,发挥着聚民心、树良俗、美邦族的独特作用,成为中央集权属地治理的重要支撑。近代以降,随着封建王朝走向衰亡,传统乡贤文化日益式微。新中国诞生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加速前行。在现代化的强大张力中,城镇化改变乡土底色,工业化冲击乡土文化,市场化解构乡土价值。系统梳理乡贤文化资源,对其重新体认和发掘,建立现代治理与传统乡贤之治的有机联结,推动新乡贤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公共伦理的弘扬者和时代精神的培育者,成为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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