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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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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三个问题
    戴茂堂
    2026(5): 1-10. 
    摘要 ( )   PDF(1719KB) ( )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说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是一个时代感和政策性极强的鲜活现实话题,那么自主就是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中最具标识性的概念。围绕自主概念,在伦理学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个问题是何谓伦理自主,这关乎对自主如何加以伦理释义的问题。由于自主概念本身是立足于国内、国际两大特殊语境提出来的,带有极强的中西伦理比较色彩,因此,继第一个问题之后延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何以伦理自主,这关乎从“内”看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自主性建构应坚守的内部立场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以何伦理自主,这关乎从“外”看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自主性建构应坚守的外部立场是什么。提升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学术体系总体建构水平,推动伦理学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充分繁荣,应当聚焦“自主”这个最具标识性的概念,做好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三要”与“三不要”:“要”自我主张,“不要”自作主张;“要”道德自信,“不要”道德自负;“要”自由开放,“不要”自我封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价值自觉:秩序与生活的统一
    朱海林
    2026(5): 11-20. 
    摘要 ( )   PDF(1700KB) ( )  
    社会秩序与美好生活是社会道德体系建构中存在深刻张力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无论是在中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还是在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道德体系的建构中,都潜藏着社会秩序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背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适应性与超越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辩证运动克服了社会秩序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背反,实现了二者的历史性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由道德意识体系、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践行体系构成的系统,社会秩序与美好生活的结构性共生内嵌其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价值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体系,社会秩序与美好生活的动态性平衡贯穿始终,是接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坚持的价值选择。
    伦理学基础理论
    道德判断统一性的贝叶斯式辩护
    张鑫毅
    2026(5): 21-31. 
    摘要 ( )   PDF(1822KB) ( )  
    基于道德判断的多元神经关联,辛诺特-阿姆斯特朗等人否认道德判断具有统一性,格林提出的双重进程理论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这种观点预设大脑和心智的模块性,其所依赖的双重分离测试存在证据欠决定的问题:这些证据既与“独立系统”假说相容,也与“共同上位机制”假说相容,不足以证明不同类型的道德判断由彼此独立的心理系统实现。贝叶斯式的预测加工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共同实现模型:认知活动与情感反应可视为同一分层生成模型运行预测误差最小化算法的结果,道德判断由此能够获得神经实现层面的统一性。借助主动推理框架中的先验道德偏好,道德判断的独特性也可以在表征内容、学习进程与社会互动结构等维度上得到刻画。
    朝向一种厚实的道德知识观
    王奇琦
    2026(5): 32-40. 
    摘要 ( )   PDF(1770KB) ( )  
    在当代知识论多元化的背景下,“道德知识应被归于知识体系的何种类型”,关系到如何统一理解其命题性与实践性。能力论与动力论分别突出其“知道如何做”与“知道要去做”的实践维度,它们虽都揭示了道德知识的实践特征,但却难以充分说明道德知识的真值条件及道德推理的逻辑有效性。命题论强调道德知识的命题结构,却未能容纳道德知识所具有的评价性与实践倾向。借助厚概念理论,道德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厚实知识:它以道德命题为表现形式,通过依据关系使评价性内容与非评价性内容相融合,并由此产生通向行动的实践倾向。厚实的道德知识既能进入公共的理由交换与逻辑推理,又表现为“知道如何做”的能力倾向与“知道要去做”的动力倾向,从而在道德知识的命题性与实践性之间建立起更为完整的联系,为知行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武卉昕
    2026(5): 41-47. 
    摘要 ( )   PDF(1761KB) ( )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百余年历程,其发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其传统延续 至今。以观念、话语、体系、范式等结构要素构建起来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世纪框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思想观念统一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主题话语引领时期(20世纪30—50年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20世纪60—80年代)、范式传承转向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从观念统一到话语引领,再到体系建构,最后到分化与创新,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历史现实和理论本身成长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探索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百余年发展的历史逻辑,为把握当代俄罗斯伦理学新范式、了解当今俄罗斯社会道德变化趋势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称性预设与否定性视角
    刘畅
    2026(5): 48-58. 
    摘要 ( )   PDF(1766KB) ( )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研究中,道德论与非道德论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二者的继续推进也面临困境。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持有一套道德理论,无论他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非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从根本上摒弃了道德概念,并转而通过非道德的善来批判资本主义。然而,争论的双方都接受了对称性预设及其背后的规范性结构,将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恶的批判翻转为对某种肯定性价值的追求。要走出双方的诠释困境,就需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否定性规范视角,并在辩证法的方法论视域内理解这一视角。据此,否定恶具有直接的、独立的规范性力量,而无须经由关于善的知识的中介。否定性规范视角的引入,能够帮助我们厘清马克思哲学与道德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走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陷入的诠释困境,并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规范性基础。
    中国伦理思想
    试论袁宏道的快乐主义人生观
    贾新奇
    2026(5): 59-67. 
    摘要 ( )   PDF(1899KB) ( )  
    袁宏道的人生观是一种快乐主义人生观,这种快乐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快乐的性质、时空规定与价值立场三个维度来把握。在快乐的性质上,他既肯定源于自然需求和欲望的感官快乐,也充分肯定基于人的人文修养的精神快乐,其快乐主义带有很强的人文色彩;在快乐的时空规定上,他既热衷于今生今世的快乐,也渴望来生来世的快乐,乃至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上,其快乐主义带有明显的来世主义性质;在价值立场上,他以个体自我的快乐为首要关怀,同时有多样而强烈的社会性情感,其快乐主义是以个体自我快乐为核心、以他人与公共快乐为重要补充的快乐主义。正确理解袁宏道的人生观,有助于澄清关于其哲学、佛学与文学等各领域的思想观念与主张的偏颇认识,尤其能够为我们带来人生观上的重要启发。袁宏道的快乐主义人生观将人生的意义来源散置于多种多样的事物中,既确保了意义感的丰沛性,又以高度的文化属性使自身免于粗鄙与空想;其宗教信仰的路径虽有明显的局限性,却正面回应了人的死亡和虚无主义难题;其人生境界的高度虽有限,却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做了调和,使个人本位人生哲学保持了相对健康的社会属性。
    Ethics在中国:从晚明到清末
    王格
    2026(5): 68-76. 
    摘要 ( )   PDF(1913KB) ( )  
    在中国语境中,ethics 的早期译介始于晚明。晚明高一志、艾儒略分别以“义礼之学”“义理之学”对应ethica,并借《大学》“修齐治平”框架将其规约为个人、家政与政治三类伦理,显示出经院哲学与儒家礼学的深层会通。18 世纪,卫方济在《中国哲学》中依循经院“三分法”对“中国伦理学”作出系统重构。19 世纪,新教传教士以“劝善书”理解 ethics,逐渐引入儒家“五常五伦”等范畴,使其与传统人伦概念发生互动。至清末,随着学科化趋势的兴起,“伦理”“伦理学”经由日译逐步确立为对 ethics 的标准译名,并形成了跨越晚明至近代的观念流变轨迹。
    外国伦理思想
    论隐性偏见的责任与对策
    王聚
    2026(5): 77-85. 
    摘要 ( )   PDF(1787KB) ( )  
    隐性偏见是主体难以意识到的偏见,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行动,会造成认知层面和伦理层面的双重伤害。恶习知识论作为知识论领域的新理论,尝试将隐性偏见纳入理智恶习之中。从夸西姆·卡萨姆的阻碍主义看,隐性偏见要成为理智恶习,除了要阻碍知识的获得与分享,还要满足应受责备或应受批评的规范属性。应受责备的前提在于主体能施加控制,然而隐性偏见的获得与运作并不受主体的有意控制,唯一的希望只能落在改正方面的控制。针对隐性偏见的改正,可以区分屏蔽策略和根除策略。前一种策略旨在避免情境因素激发隐性偏见,后一种策略则是要减轻或消除这类根深蒂固的偏见。最终来看,恶习知识论能将隐性偏见划定为理智恶习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改善性实践。
    论布伦塔诺对道德规范性的经验奠基
    张勤富
    2026(5): 86-93. 
    摘要 ( )   PDF(1870KB) ( )  
    道德规范性问题在西方近代常被表述为“来源”问题,即其究竟奠基于理性、情感还是其他根据。这一提问方式预设道德规范性为既定对象,容易遮蔽道德规范性如何在经验中成立的奠基性追问。布伦塔诺以描述心理学重构经验概念,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经验被限定为内知觉中可把握的意识经验。在此基础上,善在情感意识中被界定为“正确的爱”所指向者。借助明证判断与被体验为正确的情感之间的结构类比,布伦塔诺说明道德规范性如何在特定情感意识经验中被把握为具有权威性的内容。道德规范性由此在意识经验中获得可把握性与认识论证成。这一方案通过经验概念重构与情感意向结构分析,将问题由规范性来源之争推进至规范性成立条件的分析,为规范性权威的解释提供了可分析的经验入口。不过,被体验到的正确性与绝对正确性是否重合,以及第一人称把握如何获得主体间效力,仍有待进一步说明。
    科技伦理
    赛博格伦理的现象学阐释
    苏令银
    2026(5): 94-102. 
    摘要 ( )   PDF(1765KB) ( )  
    赛博格技术对身体的介入不仅改变了身体的功能形态,更重新塑造了人的在世存在及其与技术的关系结构。既有赛博格伦理多以人与技术的二元区分为理论前提,将伦理问题归结为技术对身体自主性和自然性的侵扰,这难以揭示赛博格存在的具身性及其生成机制。现象学视域下,身体并非封闭的自然实体,而是人与世界发生关联的存在场域;技术一旦进入身体,便不再作为外在工具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具身中介参与感知、行动与主体存在的形成。基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唐·伊德的人-技关系理论与彼得-保罗·维贝克的道德物化思想,以“具身中介性”为理论枢纽,可将赛博格理解为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的存在形态。由此,赛博格伦理的根本问题并非技术与人的对立,而是具身中介关系能否维持其开放性、协调性与主体生成能力;其伦理旨归亦非拒斥技术介入,而在于防止具身关系的阻滞与异化,使技术中介成为拓展人的存在可能性而非消解其主体性的力量。
    青年论坛
    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伦理要求及其进路
    董树婷
    2026(5): 103-111. 
    摘要 ( )   PDF(1703KB) ( )  
    文化主体性内蕴的自主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建构与互鉴会通等特质,彰显出鲜明的价值立场与伦理向度。在此意义上,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一项伦理学命题,其内在要求相应展开为坚守价值自觉、追求道德完善、践行规范自为与涵养对话能力。在当代现实语境中,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面临着结构性伦理张力,关涉传统伦理价值在古今之辨中何以贯通、道德共识在“一”与“多”的张力中如何凝聚、外在规约与内在德性何以相契、伦理对话在“自-他”关系中如何达致平衡等根本性问题。对此,合宜的进路在于:以伦理价值的现代激活实现“旧邦新命”,以新型伦理共识构建共同伦理生活,在伦理秩序与德性的内在契合中确立自主规范体系,以伦理间性拓展文明交流的纵深空间。
    “孔颜之乐”的存有论阐释
    赵连越
    2026(5): 112-120. 
    摘要 ( )   PDF(1713KB) ( )  
    依儒家传统,圣人是“天理之呈现”。在圆教下,圣人有限的形骸和无限的天理之间并无距离,由此可说圣人代表着一个存有论的圆满的境界。孔颜之乐是这个圆满境界所呈现出的一种情态,故孔颜之乐是一种存有论意义的乐,即“本体论的觉情”。“本体论的觉情”是天道生德之具体展现,故其同样是一创造实体,即“乐体”。所以,孔颜之乐是一种“存有之乐”。将孔颜之乐由“道德之乐”上升至“存有之乐”是对孔颜之乐的根源性解释。只是,“存有之乐”在“宗教性的哲学”这一特殊的“语境”下才能成立,其与其他解释不是“‘相戾’关系”,而是“共生关系”。
    探索与争鸣
    制定规则和表率规则的伦理思考
    唐代兴
    2026(5): 121-130. 
    摘要 ( )   PDF(1863KB) ( )  
    从伦理观,国家是最高的“善业”,目的是使人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国家的“善业”本性和目的赋予政府制定规则和表率规则的职能。其制定规则需以“生、利、爱、群”的人性为依据,以群己权界为伦理原理,以相对自由为诉求,以普遍平等为框架,以权责对等为根本规范。据此制定出来的社会规则体系,既能体现普遍实施的正当性,更具有明确的行为边界与利益限度。社会文明的基本努力是建设道德社会,政府率领全社会建设道德社会的日常之事和细节之为,是高度自觉地遵守社会规则和表率社会规则,这是构建平等的、尊严的、不伤害的“优良的生活”的道德社会的源泉。
    普遍化原则在哈贝马斯实践对话理论中的定位之变迁
    赵志坚
    2026(5): 131-140. 
    摘要 ( )   PDF(1830KB) ( )  
    普遍化原则是哈贝马斯实践对话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它在这种理论中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第一阶段,哈贝马斯认为普遍化原则作为一种基本理念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一条独立规则是多余的,对它的辩护也是不必要的。在第二阶段,他认为作为一条独立规则的普遍化原则及其辩护也是必要的。此外,在这两个阶段,他认为普遍化原则的基本理念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实践对话。而在第三阶段,他认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其中的道德辩护对话。普遍化原则在哈贝马斯实践对话理论中的定位之变迁,内在地是由他对道德规范之独特性质与社会功能日益清晰的认识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