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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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吴潜涛

202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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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创新中弘扬中国精神

李建华

2021(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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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应大力弘扬中国道德精神

江畅

2021(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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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若干思考

王泽应

2021(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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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的首要问题

戴木才, 彭隆辉

2021(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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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中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面对的政治伦理关系主要有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和政党关系,其中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关系,这一首要政治伦理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党群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伦理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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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伦理建设的基本经验

刘武根

2021(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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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政治伦理建设,紧紧围绕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这一政治伦理建设的主题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现实逻辑统一起来,不断丰富政治伦理价值理念,不断推进政治伦理制度化,不断强化政治正当性,不断提升政治主体德性,为新发展阶段开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征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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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道德密码

沈永福, 郭敏科

2021(4):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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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党,发展为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其百年辉煌的伟大历程中,道德“精气神”的“密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引领道德追求,有了科学的道德规范体系的价值指导,依靠担当奋斗磨砺了道德品格,通过推进道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才使得其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始终持守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饱经忧患而愈加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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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百年道德建设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田野

2021(4):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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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指导自身的道德建设,秉承与时俱进的理念对自身道德建设提出鲜明的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救国”为己任,在反对三座大山压迫的过程中提出道德建设的新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以“立国”为目标,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同时,使道德建设步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富国”为任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党的道德建设迈入新征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强国”为使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党的道德建设新境界。总结党的百年道德建设历程,主要经验有：党的道德建设需要以先进的道德理论为指导;党的道德建设需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党的道德建设的内容需要坚持与社会主义经济、法律、文化相适应、相协调、相承接。总之,研究党百年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保证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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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团结的伦理反思

曹刚

2021(4):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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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社会结合的牢固而紧密的状态。团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为任何社会活动都需要在团结的前提下展开,且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也要在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不但如此,在现代风险社会里,团结更加重要,因为人类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才能面对和解决涉及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机。团结如此重要,却又极其脆弱。这是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社会团结的危机。一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必然带来异质多元的价值现象,由此对联结社会成员的以道德共识为核心的精神纽带形成了冲击;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现代社会出现了普遍竞争的社会现象,竞争的内在分化力量对联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形成了冲击;三是随着陌生社会的到来,契约成为人际关系的主要中介,由此对联结社会成员的共通情感的纽带形成了冲击。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重新树立以道德的集体主义为内容的道德共识,重新巩固社会的精神纽带;其次是既要确保自由竞争,又要给自由竞争确立边界,约束市场竞争的分化力量,确认和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用友谊拯救社会冷漠,通过个体、组织和制度化的友爱来重塑社会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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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守诺义务的三种理论——基于反自然主义视角的评析

戴廷明

2021(4):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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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承认我们负有守诺的义务,但却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负有守诺的义务。不了解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人们在推导守诺义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自然主义谬误：从“做出了承诺”这一事实判断直接得出“有义务遵守承诺”的价值判断。对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的规范阐释可以消除自然主义谬误。当前对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主要存在三种阐释：习俗论、期望论和自愿论。由于习俗论与期望论只能阐释部分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因而利用它们并不能完全消除守诺义务推导过程中的自然主义谬误。就目前来看,只有自愿论能以反自然主义的方式清楚地说明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因而利用自愿论能够有效地消除自然主义谬误。从消除自然主义谬误的角度来看,自愿论对守诺义务的阐释是正确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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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好人”观念

王江伟

2021(4):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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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陌生人交往”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虽非核心问题,但并未被完全忽略,对它的回应主要体现为常识道德中的“好人”观念。“好人”指向的是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伦理状态,其精义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间“推己及人”的过程正是“好人”成为“好人”的关键。在私人交往、职业交往与公民交往尚未获得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好人”观念构成了对陌生人交往一种总体性的伦理指导。它与“好心”“好事”“好报”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相融洽的观念群,从而使自身得到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双重支撑,在总体上提供了对“陌生人问题”的一种可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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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资源及其价值发掘

常新

2021(4):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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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多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与此同时,西方文明所引发的全球诸多不平衡问题逐渐显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之道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与文明。当代中国在实现美好生活的征程中回溯传统,从儒家文化中寻求智慧,以古鉴今,满足中国人民对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民主与法制的政治生活、公平与正义的道德生活、安全与环保的环境生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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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龚晓康

2021(4): 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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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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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利”之辨析

武云

2021(4):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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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对《墨经》中说明“利”这个重要概念的文本“利,所得而喜也”作快乐主义式的解读,认为墨家在此是把“喜”或“快乐”等同于“利”,或者作为“利”以及道德正当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墨家在此处只是对“利”进行了语义和元伦理学层面的说明,并非在表达快乐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甚至不是在表达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立场。快乐主义式的解读对《墨经》甚至整个《墨子》文本包含的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加以区分的意图认识不足,与《墨子》其他地方明确表达的规范性立场不一致,其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将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套用于早期中国哲学的这一常见但却值得商榷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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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邓安庆

2021(4):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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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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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道德哲学看“理型”的来源

钟锦

2021(4):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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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论断：苏格拉底的“定义”指向事物普遍本质的内涵,这和柏拉图的“理型”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定义”是“理型”的思想来源。但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视域中,这个论断很难成立。“定义”指向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知识领地,“理型”则指向作为超感官之物的道德知识领地。在苏格拉底哲学中,道德知识领地的正面断定是通过“精灵”（δαμωυ）完成的,“定义”仅仅通过其消极性产生警醒作用。“精灵”才是柏拉图“理型”的真正思想来源,而两者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背景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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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责任与结构性非正义

孙丰云

2021(4):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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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道德责任概念看,将人为的气候变化简单地归咎为个人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无法满足严格道德责任所要求的主体明确、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三个基本要件。然而如果将气候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又会面临集体意愿不明确和责任不对等问题。如果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气候责任,不难发现个人行为只是基于他们各自社会背景的行动,气候变化也只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结果,虽然也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关,但并非全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结构化特征方面。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结构性非正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气候责任,这必然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承担责任,而且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非正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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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正义观释解

付文军

2021(4): 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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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学界围绕“塔克—伍德命题”而展开的讨论貌似呈现了一个矛盾着的马克思和矛盾着的马克思正义论的形象。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调语境”中,马克思正义观的本真面貌得以呈显。具体说来,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根基于生产领域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质正义。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正义问题的哲学省思,还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了对正义问题的批判性阐发。他通过对工资问题的经济学解释而揭开了平等交易的“幻象”,通过对剩余价值率的公式化呈现而交出了劳动力受剥削的“铁证”,通过对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深层解剖而洞悉了资本主义虚假正义的“根由”。正基于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超越性、批判性的“高阶正义”的理论期许和擘画。总之,《资本论》及其手稿呈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正义观,它堪称马克思的“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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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正义的“承认”转向及问题视域研究

袁超

2021(4):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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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正义问题的提出既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进程,更是一个实践发展的进程。现有的空间正义理论体系大都是站在分配的角度去考量城市空间正义问题,描述资本、权力对于空间生产的影响,讨论城市空间权益的分配问题,而忽视了以“承认”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正义理论的论证和建构。分配是城市空间正义的关键组成,但是承认是比再分配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问题,要以承认统摄分配,弥补基于“分配”的城市空间正义在道德情感层面的缺失。基于“承认”的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要致力于消除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带来的空间“蔑视”,重点考量底线承认、身份承认以及属地承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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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意蕴

朱海林

2021(4):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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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内蕴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把人类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主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是加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合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也是体现和彰显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价值共赢的伦理原则。作为建设健康世界和保护人类共同地球家园的根本大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内蕴和贯穿着对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以及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是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安全一体化的伦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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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道德情感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李礼

2021(4):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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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改变了网民的行为方式,极易引发新的道德风险和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我国网民的网络道德情感主要包括网络责任感、网络羞耻感、网络正义感、网络移情四种基本道德情感。其中,网络移情包括网络认知移情和网络情感移情两个维度,网络羞耻感包括侵权羞耻、虚假羞耻和暴力羞耻三个维度,网络责任感涵盖网络他人责任感、网络自我控制力及网络自我责任感三个维度,网络正义感包括鄙视非正义和伸张正义两个维度。通过对533名网民进行问卷测试,检验相关指标适合度,网络道德情感量表呈现出较好信度和效度,能够为我国网民的网络道德情感与网络行为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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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保障的伦理属性

欧阳乃馨

2021(4):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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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都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社会保障的伦理属性十分鲜明、丰富。从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与进步看,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伦理性。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与制度实践也表明,社会保障拥有明确的伦理性,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障起源具有伦理的特性、社会保障与伦理道德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遵循基本伦理原则、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保障的基本伦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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